卡爾以法律與秩序的名義接受了這一繁重的職務。他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下令禁止即将于次日舉行的14個納粹集會。對阿道夫·希特勒而言，這一行動既是威脅，又是一次機會（他剛從瑞士募捐回來）。如果他俯首帖耳，可能意味着毀滅；如果他反抗成功，他就有可能成為全國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人們認為黨還不夠強大，不宜采取行動，勸他退卻，他日東山再起。但是，接近普通黨員的人們卻敦促他行動。“如果現在還沒有什麼表示，戰士們就會溜走。”沖鋒隊慕尼黑團的團長說。“為使士兵們保持團結，”施勃納·裡希特說，“我們必須幹點兒什麼，否則，他們會變成左派激進分子。”
這些敦促的言辭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這種沖動行為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着手在慕尼黑及其四周尋找行動的盟友。他天天忙于會見和探訪各種各樣有影響的人物：軍界頭目、政客、工業界人士和官員。他還與黨的中堅分子和動搖分子談話——許諾，威脅，甜言誘惑。他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必須向這些人妥協，他們才會與我們一起前進。”
“他一旦下定決心，誰也不可能讓他回心轉意，”赫侖納·漢夫施坦格爾回憶說，“許多時候，當他的追随者試圖強迫他時，我注意到，他眼中表現出一種遙遠的、不予理睬的神情。好像他的腦子已經封閉，除自己的意見外，誰的都聽不進去。”那年秋天，他眼中的那種遙遠的、不予理睬的神情有着一種特殊的含義。他覺得自己正與墨索裡尼比試——而他進軍的目标是柏林。這也不隻是僅向親信透露的幻覺。在右派軍方頭目的一次會議上，他号召全巴伐利亞傾全力進攻柏林。“現在，拿破侖的和救世主的思想已根深蒂固。”曾出席該次會議的一員回憶說，“他宣稱，拯救德國的号召正在他胸中響起，而這個任務遲早要落在他身上。之後，他将自己與拿破侖作了一系列的對比，特别是拿破侖從厄爾巴島回到巴黎之後。”
1923
1923年9月的最後一天，希特勒收到了一封令他心神不甯的信。這封信是“你們黨的一個老黨員、一個狂熱的黨員”寫的。寫信人指出，在著名的占星學家埃爾斯伯特·埃伯汀太太所著的年鑒裡，載有一條令人吃驚的預言。“一個出生于1889年4月20日的行動家，”書中說，“由于行動過于不謹慎小心，可能會出現人身危險，并非常可能觸發一場無法控制的危機。”星象表明，此人确需認真加以對付；在未來戰鬥中，他注定要扮演“元首的角色”；他也注定要“為日耳曼民族犧牲自己”。
她雖然未指名道姓，很明顯，她之所指是希特勒。她未提及哪一天，但她提出了警告，就是說，如果在近期行動過于魯莽，他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另一個占星學家威廉·烏爾夫（多年後，他成了希姆萊的秘密警察的占星顧問）也對希特勒那年夏末的命運占了一卦，并特别指出了具體日期。他的預言也是兇多吉少：在1923年11月8日至9日，如對某事“采取暴力，必産生災難性結局”。
這些預言，許多人均認真地看待。幾個德國精神病醫生和心理學家業已考慮“心理占星術”問題。不久前，O.A.H.施密茨博士——瑞士精神病醫生C.G.容格的熱心門徒——指出，占星學或許就是心理學所需要的。但是，希特勒對埃伯汀的預言的評語是：“女人和星象究竟與我何關？”
不管是否相信占星術，希特勒确實相信，他自己的命運終将引導他走向勝利；并且，如同赫侖納·漢夫施坦格爾所注意到的，除肯定的聲音外，其餘他一概不聽。在收到埃伯汀的占星警告的同一天，他意外地聽到了這樣的聲音，那是在瓦格納的老家，白萊特的萬弗裡德别墅裡——他正在該處拜訪瓦格納的86歲的遺孀科西瑪。瓦格納的兒子齊格菲的英國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納對希特勒及其國社黨早已佩服得五體投地。她熱烈地歡迎他前來；她的6歲的女兒弗萊德萊茵覺得，穿着巴伐利亞皮短褲、厚厚的毛襪、紅藍花格襯衣、鼓鼓囊囊的藍短外套的希特勒很是有趣可笑。“他的頰骨高高凸起，臉色灰白，眼睛藍得不自然。看上去，他好像半饑半飽似的，但又有别的什麼，是一種狂熱的光澤。”
希特勒很不自然，在音樂室和書房裡羞怯地、笨拙地來回走動。他蹑手蹑腳地走動，好像置身于教堂似的。後來，在花園裡，他向瓦格納一家談起自己的未來計劃時，“他說得有闆有眼，聲音也越來越深沉。後來，我們圍成一個小圈，像着迷的小鳥聽音樂似的，但他說的話我們連一個字都沒有聽進去”。他走後，瓦格納太太說，“你們不覺得他注定要成為德國的救星嗎？”齊格菲大笑不止。在他看來，希特勒明顯地是個“騙子”，也是個暴發戶。
希特勒來到街道的另一邊，拜訪業已癱瘓在輪椅裡的、年邁的豪斯頓·司徒·張伯倫。張伯倫是一位英國海軍上将的兒子，是看到德國的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才被吸引到德國來的。他天賦異禀，過于神經質。人們普遍認為，他是他所處時代的最優秀的文人之一。他是瓦格納的崇拜者，與瓦格納的女兒愛娃結了婚。這個英國種族主義預言家對希特勒之印象是如此之深刻，以至在當晚“他睡的時間更長，睡得更香”——自1914年8月受打擊以來最甜最香的一覺。幾天後，在寫給希特勒的信中，他說：“隻此一擊，我的靈魂之狀況業已改觀。在最需要的時刻，德國産生了希特勒——這正是德國活力之證明。”
張伯倫的這一番話，肯定加深了希特勒之自我感覺，即他是掌握命運的人。約一個星期後，希特勒與羅森堡和漢夫施坦格爾夫婦坐車在巴伐利亞的山間奔馳時，由于公路被籠罩在大霧中，他們的紅色“麥塞蒂斯”開進了溝裡。回慕尼黑時，一路上誰也沒有開口說話。後來，他對赫侖納說，“我注意到在這次失誤中，你一點兒也沒有害怕。我知道我們是不會受傷的。傷害不了我的事故決不會就這一次。我會安全脫險，成功地實現我的計劃的。”
以通貨膨脹為僞裝面目出現的命運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利于希特勒及其向柏林進軍的計劃。到10月初，戰前的1馬克已值當時的馬克。一個雞蛋的價格約值1913年的3000萬個。許多城市和工商企業都自行印制“緊急貨币”以應付支出。帝國銀行無法拒絕接受這種緊急貨币，或以與他們的貨币等值處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貨币成了大笑話：去年12月印的平面額為1000馬克的紙币，現在給打上了10億馬克的紅印；巴伐利亞州銀行幾個星期前發行的平面額5億馬克的鈔票，現被蓋上了200億馬克。這200億馬克，假定當時能兌換800美元，但是，待這張帶天文學數字的、不怎麼漂亮的鈔票的持有者來到兌換處時，它隻值一個零頭了——假定有人願将硬通貨兌換給他的話。人們瘋狂了。他們不敢持有鈔票一小時。要是錯過一輛去銀行的電車，一個人的月薪便可能減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在巴登，一個年輕跑堂對美國記者歐内斯特·海明威說，他省下了足夠購買一座旅館的錢。現在呢，卻連四瓶香槟酒都買不了。“德國将貨币貶值，為的是要欺騙盟國，”跑堂說，“不過，我能從中得到什麼呢？”
通貨膨脹的重擔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不能用鈔票支付的人們身上——工人和老年人。工人們已處于饑餓的邊緣，而老人們則在一夜之間成了窮光蛋。靠養老金過活的人們，以及靠債券或人壽保險之利息維持生計的人們，已成了赤貧。用保值的黃金購買的股票現在卻用鈔票支付，而鈔票一過手便又馬上貶值。
唯一感到高興的，大概隻有債務纏身的人們，因為他們可用毫無價值的廢紙去償還債務。但是，最大的受益者還是交易所的大亨、投機倒把者以及能把握時機的外國人——他們用低得可笑的價格購買珠寶首飾和産業。隻要花上幾百美元，大型産業和大廈便成了這些貪婪的家夥的财産。傳家寶換來的也隻夠一家人維持數星期的生活。有些事情是無法令人相信的：有個婦女，将一籃子鈔票遺忘在街上。片刻後她回來時發現，鈔票被倒入污水溝，籃子卻被人偷走了；一個每星期工資達20億馬克的工人，隻能買馬鈴薯給家人度日。基本食物的供應中斷後，向來守法的德國人到田裡掠搶馬鈴薯的事件比比皆是（這時期最尖銳的電影并不是由德國人拍攝的，而是由美國的D.W.格裡菲斯攝制。這部電影其名叫《生活難道不美好？》，由尼爾·漢密爾頓和卡洛爾·德姆斯特扮演未來就靠一小塊土豆地的德國夫婦。高潮是這樣的：這對夫婦于深夜偷偷地将土豆收起，将自己像馬似的套在車上，驅車穿過森林時，路遇一群土匪，土豆被洗劫一空。當時最好的德國電影是《沒有歡樂的街道》，由首先擔任主要角色的格麗泰·嘉寶扮演維也納一資産階級家庭的女兒。由于股票市場操縱者興風作浪，這家人被搞得窮困不堪，隻好忍饑挨餓。電影中有人們在肉鋪前整夜排隊買肉的真實鏡頭。影片是以瘋狂的人們進攻靠苦難發财的屠夫結束的）。
自1月以來，希特勒吸收了約3.5萬名新黨員。到10月中旬，希特勒更加相信，人民已做好了進行另一次革命的準備。“當我的狂想和對整個德國人民的熱愛要我這樣做的時候，”希特勒對紐倫堡的聽衆說，“我隻能采取行動。”演講時，他從未這樣動過感情。“你真無法想象，這個人開始演講時，聽衆有多安靜。”那年10月，一個熾熱的追随者在她的家書中寫道，“全體聽衆好像不能呼吸似的。有時候，我幾乎覺得，為了取得男女老幼的無條件的信任，希特勒使用了符咒。”另一個入迷的聽衆離希特勒之近，幾乎看清了他如何唾沫橫飛。“對我們說來，此人是個旋風式的苦行僧。但他知道如何燃起人們胸中的火焰。他不是用辯論的方法，因為這種方法在煽起仇恨的演講中是不靈的，而是用狂熱地高聲喊叫的方法，但主要的還是震耳欲聾的重複和在一定程度上富有感染力的節奏。這種方法能強有力地鼓動人心，且具有原始的、野蠻的效果，他學會了。”
在巴伐利亞，這種煽動性演講所帶來的壓力，使馮·卡爾無法執行其公務，盡管他有獨裁的權力。雖然上司要他遏制希特勒的暴力，但巴伐利亞的許多領導人都向他施加壓力，要他溫和地對待希特勒。巴伐利亞人的脾氣原是民族主義的和保守的，對希特勒之粗暴行徑和激憤言論，雖然許多人表示遺憾，但他們也與他一樣，夢想德國強大和恢複青春。“一些原是受人尊敬的感情，卻誤将人們引上納粹的歧途，”巴伐利亞民主黨一個自由派黨員說，“這些人原也想真誠地為國為民服務。”出于這個原因，巴伐利亞警方人士雖然滿腔怒火，卻未怎麼幹預希特勒的暴力。巴伐利亞的陸軍司令奧托·馮·洛索夫将軍，在柏林來令要制裁希特勒并封閉其報紙時，抗拒了這一要求。由于洛索夫繼續違令，遂被解職，但這一行動激怒了巴伐利亞政府，他反而被政府任命就任巴伐利亞州國防軍司令。
次日，全巴伐利亞駐軍集體違令，幾乎等同于叛亂。他們向巴伐利亞政府宣誓與魏瑪共和國脫離關系，“待巴伐利亞與帝國的關系重新得到調整時，本人才恢複服從上級軍官的原則”。這是合法的、正式的、沒有暴力的反叛——盡管如此，它仍是不折不扣的反叛。“不會發生國内戰争的，”巴伐利亞一名内閣成員私下對羅伯特·墨菲說，“隻不過是國家這條航船太偏向左邊罷了。糾正這種情形，過去是，現在仍是巴伐利亞的責任。”
馮·卡爾委員本人也發表文章攻擊聯邦政府。在《慕尼黑日報》上，他為巴伐利亞之違令開脫，并号召推翻古斯塔夫·斯特萊斯曼總理的新政府。斯特萊斯曼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笃信自由和政治權利。斯特萊斯曼自身也是民族主義者。他攻擊說，在普魯士，有3.2萬名馬克思主義者占據了各種官職，“因此，國内的政治純粹是馬克思主義的，就是說，他們是與事物發展的自然規律背道而馳的。他們的目标是強迫、鼓動、煽動和街頭打架。外交政策正變得國際化，而那些控制外交大權的人們卻處心積慮，不讓德國再次強盛。”這些思想和言論，與希特勒的，可說如出一轍。
數天後，馮·洛索夫将軍——盡管被魏瑪共和國解職，此時仍指揮其部隊——據報道，作了一次演講，宣稱隻有三種可能性：一切如常，“依舊老牛拉破車”；巴伐利亞與帝國脫離；向柏林進軍，宣布對全國實行專政。希特勒全力支持最後一個建議。把巴伐利亞從聯邦政府中遊離出來，這是不合希特勒的口味的，因為一旦獨立，巴伐利亞又可能建立以皇太子盧普科希特為國王的君主政體。為了說明希特勒内層之不和諧，羅姆上尉曾兩度試圖與盧普科希特皇太子合作。第一次，他跪在盧普科希特跟前，合掌哀求他與希特勒合作；他被“不怎麼友好地”斥退。第二次，羅姆建議，由希特勒、魯登道夫和皇太子共同統治巴伐利亞，以此州為基地，由各愛國組織共同起義，武裝入侵北德，将之并吞。“我對他說，這是胡說八道。”盧普科希特的政治顧問回憶道。然而，如果巴伐利亞不宣布獨立，他是否能迫使馮·卡爾委員和馮·洛索夫将軍加入他的陣線向柏林進軍？羅森堡和施勃納·裡希特對此作了回答。他們的計劃是，在11月4日慶祝“德國紀念日”那天，綁架盧普科希特皇太子和卡爾。用數百名沖鋒隊員去封鎖弗爾德赫侖大廳附近的通道，因為所有要員都集合在大廳裡。之後，希特勒便要客氣地對他的階下囚說，為了阻止赤色分子奪權，阻止巴伐利亞脫離帝國，他已将政權奪取。按羅森堡的說法，這次起義将“費時很短，且不痛苦”，因此卡爾與盧普科希特隻好被迫合作。
漢夫施坦格爾認為，這是“妄想”。他争辯說，對皇太子的任何攻擊，肯定會迫使陸軍出來報複。在強調這一行動如何不通、如何缺乏頭腦的同時，漢夫施坦格爾轉而對羅森堡進行人身攻擊。他說，如果希特勒老對這些波羅的海之出謀劃策者耳軟，黨就将滅亡。希特勒同意将綁架一計否決，但又不立即對羅森堡一事做出承諾。（希特勒對其同盟者說話常常不一。就像他對漢夫施坦格爾說的那樣，他可能是随口将綁架計劃放棄的。然而，羅森堡卻依舊相信，起義在繼續進行。直到“德國紀念日”那天，羅森堡發現那條通道上有大批軍警，他才通知希特勒說，政變隻好放棄。赫侖納·漢夫施坦格爾一直注意到，希特勒有個習慣，就是将他的顧問們蒙在鼓中。“他從不同時将某個計劃、某次出訪或結交了什麼新人告訴一或兩個以上的追随者。這常常産生不快，因為不同的黨員突然發現，他們并不全都知情。這是他個人要全盤控制計劃的策略。”）“我們得首先考慮向柏林進軍，”漢夫施坦格爾記得希特勒曾說過，“待我們處理了當務之急後我再給羅森堡換個工作。”
到此時，在總理馮·尼林監管下的巴伐利亞政府已由三個“馮”政治巨頭治理：卡爾、洛索夫和漢斯·裡特·馮·賽塞爾上校。賽塞爾是巴伐利亞州警察局長，他周圍聚集了一批幹練而年輕的參謀。這些人年輕，不用擔心自己的職位。從古羅馬看守人意義上說，這三位政治巨頭倒像個專制政府。雖然三人代表了各式各樣的超保守主義人物和右派激進人物，但他們卻一緻認為，希特勒的革命策略并不是為了大衆的利益，需加以适當引導或繩之以法。10月30日，分裂爆發。那天，希特勒在濟爾卡斯-克羅納向狂熱的聽衆明确宣布，他準備向柏林進軍。“就我而言，隻有在柏林宮上空飄揚着黑白紅三色的卍字旗幟時，德國問題才算解決！”他喊道，“我們全都覺得，這個時刻已經到來。像戰場上的軍人一樣，我們決不會推卸作為德國人的責任。我們将聽從命令，以整齊的步伐，向前邁進！”
為了在三位政治巨頭中制造分裂，希特勒要求會見馮·賽塞爾上校。11月1日，他們在一個獸醫家裡見了面。這個獸醫是個名叫“奧伯蘭聯盟”的仿軍事的民族主義組織的領導人。希特勒試圖讓賽塞爾相信，卡爾不外乎是巴伐利亞政府的走卒而已。他接着建議，如同他在一周前建議過的那樣，賽塞爾和洛索夫與他自己和魯登道夫聯合起來。但是，賽塞爾再次宣布，他不願與世界大戰的崇拜者發生任何關系，陸軍的高級軍官也不會這樣做的。希特勒承認，将軍們固然反對魯登道夫，但少校軍階以下的軍官都會不顧上司的眼色而支持他的。采取行動，“現在正是時機”，希特勒警告說，“我們的人民承受着巨大的經濟壓力，我們必須采取行動，否則，他們就會倒向共産黨人一邊。”
雖然賽塞爾與卡爾兩人都認為納粹不外乎是“廢物一堆”，但二人都采取了行動。11月6日，三位政治巨頭與各民族主義組織的代表開會磋商。卡爾說，最緊迫的任務是建立一個新的全國政府。他們一緻同意推翻魏瑪政府，但必須大家同心協力将之推翻，不能像某些組織那樣，自行其是。他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大家心裡明白他指的是希特勒。卡爾說，用正常的辦法是否能把斯特萊斯曼趕下台，這還是值得懷疑的。“必須準備一種特殊的方法。準備工作已經做了。不過，如果采取一種特殊的方法，大家就得合作。大家必須按照考慮周到、準備充分的計劃去執行，且需同心協力。”
接着發言的是洛索夫。他支持卡爾及其用武力鎮壓任何起義的決心。“如果有可能成功，本人準備支持右派專政，”這位将軍說。若成功的希望有51%，他就參加。“不過，如果隻從騷亂變成起義，不到五六天便會以失敗而告終，那我就不合作。”結論是，他與馮·賽塞爾上校将着重要求“戰鬥同盟”合作——或幹點兒别的。
當晚，希特勒在施勃納·裡希特家裡會見了他的幾個顧問，以便草拟自己的行動計劃。大家一緻同意于星期天，11月11日，舉行全國起義。選擇這天作為起義日有兩個原因：曆史的與現實的。那天是德國投降五周年；又是個假日，各辦公室全部關門，軍警也少，市内交通相對而言不太繁忙，沖鋒隊可不受阻礙地前進。
次日上午，密謀者們再次會面，參加會面的有“戰鬥同盟”年邁的領袖。魯登道夫或許也出席了會見，但後來他矢口否認。肯定地說，希特勒、戈林和施勃納·裡希特是在場的。他們為起義做了最後的安排：占領巴伐利亞各主要城市的火車站、郵電局、電話局、廣播電台及公共設施、市政廳和警署；逮捕共産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領導人、工會頭目和商店管事。在慕尼黑，希特勒占優勢：4000名武裝起義人員對2600名軍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