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裡冷，照顧好安安，别讓她受委屈。”
她拉着我的手，反複摩挲：“有空就給奶奶打電話，奶奶想你。”
天還沒亮，父親就背着行李，牽着我往車站走。
露水打濕了褲腳，涼絲絲的。
經過村口時，我恍惚看見老槐樹下站着個身影，頭發被風吹得亂舞，像母親。
可揉了揉眼睛再看，那裡隻有空蕩蕩的風。
火車轟隆隆地往前開，窗外的樹影連成一片綠色的河。
我靠在父親肩上，輕聲問：
“爸，媽媽是不是從來都不愛我？”
父親沉默了很久，才低聲說：“她不是不愛，是被豬油蒙了心，分不清好歹了。”
左耳越來越聽不清聲音，火車的轟鳴在那隻耳朵裡，變成模糊的嗡嗡聲。
但我聽得清父親的話，記得他說“以後不用再讓着誰了”。
道理我都懂，可心裡像被挖了個小洞，風灌進去，嗚嗚地響，帶着說不清的酸澀。
父親從包裡掏出個蘋果，用小刀削得幹幹淨淨，切成小塊喂我。
陽光透過車窗，照在他手上的老繭上，閃着溫暖的光。
我咬着蘋果，甜津津的汁水漫過喉嚨，突然覺得，就算左耳聽不見了，就算要走很遠的路，隻要跟着爸爸，就不怕。
十年後。
二十八歲的我站在畫展中心的展廳裡，看着自己筆下的《穗月》被挂在最顯眼的位置。
畫布上，金色的麥穗在陽光下起伏，一個紮着羊角辮的小女孩蹲在地裡，手裡攥着半捧麥粒，遠處是模糊的自行車輪印——那是我對童年最深的記憶，也是我成為插畫師的初心。
“安安，這邊。
丈夫周明宇舉着相機朝她笑，鏡頭裡的她穿着米白色連衣裙，左耳戴着小巧的珍珠耳釘，遮住了那道幾乎看不見的疤痕。
這些年，我的左耳聽力始終沒能完全恢複，但這并不妨礙我聽見生活裡的溫柔聲響：
明宇煮咖啡的咕嘟聲，父親晨練時收音機裡的戲曲聲，還有偶爾從遠方傳來的、小心翼翼的問候。
父親五年前退休後，就在我和明宇定居的城市買了套小房子，每天侍弄花草，周末雷打不動地來給她做紅燒肉。
他鬓角的白發更多了，卻總愛說：“現在日子才叫日子。”
畫展結束那天，父親接了個電話，回來時眼圈紅紅的。
“是你媽。”他搓着手，有些局促。
“說蘇瑤想看看你。”
我沉默了片刻。
這些年，母親很少聯系我們，偶爾的電話也總是說些無關痛癢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