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熟一晌。到第三天，已經有人家開鐮收割了。可村裡能幹的勞力大部分困在那兒接受審查，毒太陽地子一照，一群人心焦火燎，連派出所來的人也都急毀了。
重點懷疑對象很快局限在個人之中，四哥竟被排除在外。開最後一場會時，一個臉上起滿酒刺疙瘩的民警厲聲喝：“泥狗子！站出來！”
叫泥狗子的年輕人在瑟瑟作抖，從地上爬起來，被“酒刺疙瘩”拎着，強撐着走近放着一張桌子的台前。
“說說你四月初十夜裡，到底幹了些什麼？一五一十地說清楚！”
“我，我，我睡覺……睡在孩子他媽身旁……不，不信，你問，問問，他媽……”泥狗子打着牙巴骨子，說不成句。他春天裡因為計劃生育罰款，曾和村長幹過架，揚言早晚要收拾村長。
“夜裡一點到三點之間，你在哪兒？嗯？老老實實地交待！”
“我，我……睡，真睡，睡………”泥狗子再說不出那個“覺”字。“酒刺疙瘩”臉一沉，吼：“睡，叫你睡！三家什揍得你就不睡了！”說着就拖了癱半邊的泥狗子往一間屋子裡走。
這期間四哥坐着一聲不發，看泥狗子要受刑，他霍地站起來，大步走過去喊住“酒刺疙瘩”：“夥計，铐咱！”說着伸出雙手。“酒刺疙瘩”愣了愣，有點不相信，好一會兒才呓怔過來，木頭木腦地跟着四哥走近屋裡……
四哥咬死嘴說是他一個人用繩拴着檩子兩頭碾的那塊麥，任他們怎樣變着法子盤問，再沒改口。派出所的人也真急了，就不了了之，帶走四哥回去交差。
四哥走向馱人三輪摩托的時候毫不在乎，像是去赴一場宴席。他舉舉帶着明晃晃鐵铐子的雙手，對家裡送行的人說：“我走了！”說的時候還笑了一下。娘哭得涕泗橫流，爹自始自終也沒有出屋。
四哥抓走沒多久，松嶺就把住的新瓦房拾掇出一間來，内面裱上塑料膜，用木條紮幾個山架子，像當初四哥的廂房。他把我叫去，種了兩茬銀耳，賺了1000多塊錢。第一茬我動手，第二茬我就看着他幹了。松嶺是個聰明人，一經指點，很快就通了栽培技術。
這期間四哥的那幫鐵哥兒們，不分白天黑夜，在村裡野裡旋過來卷過去，逡巡在銀耳房和松嶺家的責任田之間，就沒有人再提銀耳吸地氣喝風水的事。一群人見了村長，一起起哄，手一揚一捏，響指打得叭叭叫，半真半假地咋咋唬唬。村長有點心虛，一天晚飯後悄悄摸到我家，把那次罰四哥的3000塊錢放到桌上，說：“咱兩家人老幾輩沒仇沒氣，門頭也不遠，剛出五服兩三輩；要早知道是四兄弟幹的，打死我也不會上告的。這錢初開始我就沒打算要，想等過去了事兒就再送來。大爺大娘，你們點點。”
松嶺正來我家，就半閉着眼說：“一茬幾千塊的銀耳也毀了，人也抓走了，錢也罰了，現在又想一推六二五，幹幹淨淨，哪有恁便宜的事兒！”
我娘說：“去去去去，大人說正事，小孩子別插嘴。看你的銀耳去吧！”
村長說啥也不拿那疊子錢，爹攆着硬塞，也不收，高低吞了松嶺給吃的一肚子蛤蟆疙瘩子，悻悻地走了。
沒多久村長辭了官，說啥也不幹了。鄉裡派人來做他的工作，左問右問，也問不出個究竟來，隻說沒那個能力，死活不再接烏紗帽。
鄉裡就讓大家投票選舉，選過來選過去，竟選中正在服刑的四哥。來的人哭笑不得，年輕人則一陣陣地嗷嚎，舉着雙手高喊堅決擁護。
四哥的那堆鐵哥兒們自從外頭回來，就穿得花花哨哨，留遮住耳朵的長發，引得一村子人驚驚咋咋，講了好長時間稀罕。可着奇裝異服的人并不畏懼人們的目光，依然大搖大擺地走在村街上，說說笑笑。後來就沒人再覺得稀罕了，看順眼了就又看出别樣的韻味，也有年輕人開始效仿起來。
聽說松嶺要招收學員，就有人來銀耳房裡問這問那。松嶺擺着一隻手嚷：“去去，身上搽有香水，熏着銀耳就不長了！下月就辦培訓班，每期兩月，學費50元，包教包會，一年能賺五六千。各村都貼有廣告，集上電線杆上貼的也有。”他越不讓人看銀耳房的内部，人家就越覺得神秘，常常幾個人圍在一堆猜測着，議論着一年到底能賺多少錢。
穿戴花花哨哨的那堆人近水樓台先得月，先學會了栽培技術，就慌着去扯塑料膜糊牆，乒乒乓乓地釘山架子，幹得熱火朝天。松嶺打趣地說：“我們發動起一場銀耳大革命了。等着瞧吧，說不定咱村從此就要變變樣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