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在其它社區做福音傳教工作，并擔任我所在縣的比萊·格拉厄姆布道隊的負責人。這一段經曆特别有趣。因為格拉厄姆傳教士不能跟我們在一起，我們便用他講道的一盤影片來傳達他的宗教信息。當時南方還處在種族隔離時期，但我遵循格拉厄姆的原則和要求：周密計劃，講座和聽衆不分種族。因為沒有教會能夠接受我們這樣的傳教，我們被迫在一所廢棄的校舍裡開隊會，在當地的一家電影院播放傳道影片，獲得了驚人的成果。幾百人-不分種族-前來觀看，接受耶稣是救主的信仰。
我當選為州長後，我們全家都成了北大道浸禮會成員，它距亞特蘭大的州長官邸最近。我在那裡當執事，并承擔其它教會義務。我們搬到華盛頓以後，以同樣的方式履行宗教信仰，加入第一浸禮會會衆。每年，我還要在那裡教幾次課。我的講課從未提前公布，所以聽衆就是平時上主日學校的學員。
用我的基督教信仰觀察那些自诩為無神論者的興趣，是頗有趣味的。我當總統的第一年訪問了波蘭，我期望在蘇聯控制下的國家公開談論自由的價值。在與波蘭領導人、共産黨第一書記愛德華·蓋萊克會談時，我提到了我此前與波蘭羅馬天主教高級教士、紅衣主教斯特凡·維辛斯基的會談。蓋萊克請我與他單獨談談，于是我們談了很長時間，讨論我的基督教信仰。蓋萊克的母親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去過梵蒂岡，見過教皇。第一書記自己是忠誠的共産黨人，而他的母親卻是天主教徒，他似乎為此而痛苦不堪。我覺得私下裡他是個基督徒，公開場合他則是無神論者。
後來在訪問南韓時，我與樸正熙總統進行了頗為激烈的會談，内容涉及他對人權的侵犯、美國的駐軍及其它具有重大國際意義的話題。在最後一次會談即将結束，我準備離開總統府時，他問我能否談一個私人問題。于是，我們抱歉地讓所有陪同人員離開。他向我描述了他的兩個孩子的信仰，一個信佛教，另一個信基督教。他請我解釋我的信仰的基本要素，我便給他講了。談話結束時，我們同意由我來安排南韓一名最著名的浸禮會教徒進一步研究信仰問題。幾個月以後，樸正熙被南韓情報機構刺殺身亡，該機構的負責人接替他就任總統。所以，我與他關于宗教問題的讨論最終會産生什麼結果，便不得而知了。
我最有趣也許是最富有成效的談話，是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會談。我曾與他談判，恢複了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常的外交關系。在鄧小平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為了在兩國人民之間建立盡可能穩固的友誼，我們進行了幾次廣泛的交談，内容涉及中國和美國人民生活的許多方面。有一天晚上，在一次國宴上，他問我，是什麼激發了我對他的國家最初的興趣。我回答道，我從小就被培養為浸禮會教徒，我們傑出的英雄是那些女性基督教領袖，她們作為傳教士遠赴中國，傳播基督福音。我還是小孩時，就每月捐出五美分，幫助中國為孩子們蓋學校和醫院。
對于我的回答，鄧小平感到高興。他指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那一類宗教活動終止了。事實上，在共産主義政權下，官方政府的政策是無神論，禁止禮拜活動和《聖經》等基督教書籍的發行。我問他可否改變這些政策，他問我有什麼具體建議。我略加思考，提出了三個要求：保證禮拜的自由；允許《聖經》的發行；重開傳教士進入中國的大門。鄧小平在回國前告訴我，中國的基本法将會改變，宗教自由将得到保證，《聖經》也會獲準發行。但是，他不允許西方傳教士回到中國，因為他們“過着皇親國戚般的生活”，企圖破壞中國人民的生活方式。三年内，他履行了他的諾言，條件是任何新的教會團體必須在政府注冊，然後就可以如願以償地履行宗教事務了。
我描述的與這三位政治領袖的會談表明，無宗教信仰的人也對基督教感興趣。我們的談話屬于私人談話，在這幾位外國領導人在世期間，我嚴守秘密。這緣于我們信仰的基本原則，在我擔任公職期間，我和羅莎琳一直根據這個前提對待我們宗教生活的各個方面。
幾年前，一家宗教雜志試圖總結我生活的基本價值原則，請我用50個字表述我對生活成功的定義。正當我感到為難，不知如何回答時，我突然想起1974年我當州長期間的一次經曆。我應諾曼·文森特·皮爾博士的邀請，與他一起赴佐治亞州的梅肯市，參加由他主編的雜志《導報》舉辦的全美傑出教會年度獎頒獎儀式。他說，約有7，000人在市政中心參加頒獎大會，共賀“傑出教會”年度獎得主-一個由50名左右的智障人士組成的教會。
我了解皮爾博士的演講才能，知道他是富有感染力的演說家。在準備演講稿時，我忽然産生了與他比試的想法。結果，我和他的演講都很成功，可以說是我們最好的演講。接下來是頒獎儀式的最後一幕：由獲獎教會成員點燃一支大蠟燭。這是一位患有唐氏綜合症的中年婦女。她手裡拿着一支點燃的小蠟燭，緩慢但很自豪地從中央通道向神壇走去。她的教會的牧師跟着她，準備給予她幫助，以免跌倒。但她卻拒絕幫助，顯得很有信心、很自豪地接近大蠟燭。
小蠟燭的小火苗搖曳不定，她試了好幾次，都沒能點燃大蠟燭。觀衆屏聲靜氣，我和皮爾博士也禁不住為她感到窘迫。牧師上前一步，伸出手，想把住她晃動的手。但是，她搖搖頭，把他推開了。
大蠟燭終于被點燃，觀衆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這時，大禮堂最光彩奪目的是這位女性洋溢着幸福快樂的臉龐。
人們完全有可能忘記30年前的那個晚上我和皮爾博士精心準備的演講，但是，沒有人會忘記這位女性成功的時刻。在為她所屬的小教會舉辦的晚會儀式上，她做出了貢獻，并向人們展示了自己的執著、自信、成功和自豪。7，000多名觀衆為她的信仰和毅力所打動。
基于這次經曆，我寫了如下幾十個字，以答複那家雜志社的提問：
我相信，任何人，不管天賦如何，生活環境如何，都能獲得生活上的成功。衡量成功的依據不在于人在追求财富、資産、影響及名譽方面所具有的競争力，而在于是否堅持上帝關于真理、謙卑、奉獻、同情、寬恕和仁愛的準則。
離開白宮以來，我在埃莫雷大學當了近25年的名譽教授，經常在神學院和宗教系講課。我感到，我熟悉的神學基礎知識對于我回答學生的問題很有幫助。我和羅莎琳還盡量利用星期日回到故鄉普蘭斯，每年我都要在馬勒納瑟浸禮會為我們的成年教友和來訪者，講35到40次聖經課。這些教學被拍了片，錄了音，廣為發行。我不知道，我的神學研究對故鄉的主日課教學是否有很大的幫助，但我從不背離我從父親那裡繼承下來的傳統基督教信仰，我講授的正是這些信仰。
聽我主日課的數百人中，隻有15％是浸禮會教友。當我讓學員自我介紹時，“主流”新教教派通常就有五六個之多，其他人則屬于羅馬天主教、阿米緒派、門諾會、摩門教、貴格會及安息日會。我們的教會歡迎猶太人、穆斯林以及其他非基督教禮拜者，鼓勵人人參與課堂讨論。他們的讨論很有趣，使我受益匪淺。這些年來，我對許多其他宗教信徒的信仰和興趣有了深刻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