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原教旨主義趨勢
美國的高級政治領導人之中，有一些對我們國家憲法所規定的權力分離的基本原則構成威脅的生動事例。華盛頓的一些更為保守的官員在最後時刻，孤注一擲，卷入紛争不已的“特莉·夏沃案”中，把他們對司法獨立體制的不滿和沮喪表現得淋漓盡緻。參與這一案件審理的近20名法官大多數是由共和黨人任命的，他們15年來一直反對以人工方法延續植物人特莉·夏沃的生命。
顯而易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比爾·弗裡斯特是以心髒外科醫生的身份說話。他向他的同事明确表示，他譴責法官們的共識，并說這一共識是“根據觀看錄像片段之後達成的。我昨晚也在國會大廈的辦公室花了大約一個小時就看完了這段錄像。在我看來，錄像片段表現出與持續的植物人狀态完全不同的狀況。”他的這一診斷與後來對特莉·夏沃夫人的屍檢報告相去甚遠。屍檢報告的結論是，她雙目失明，腦組織“極度異常”，不足正常尺寸的一半。
衆議院多數黨領袖湯姆·迪萊對法官大為惱火，公開威脅，聲稱要加強立法機關對聯邦和州法院的控制。他指示國會對法官進行審查，并發表了一系列憤怒的聲明：“司法獨立并不等于司法至高無上”；“這些裁決不是一個成熟的社會的體現，而是法官橫行霸道的表現”。他補充說：“多年來，國會對司法系統失察，沒有使法官盡職盡責。我們再也不能坐視不管了！立法部門對此早有抱怨。女士們，先生們，我們要采取其它辦法，恢複憲法對法院的控制權。”他還說：“我們設立了法院，也能夠推翻法院。我們掌握着财權。”
在最高法院擯棄兒童死刑、反對在公衆場地展示“十誡”、裁決有關得克薩斯州對墨西哥人的死刑判決之後，國會收到了一系列直接幹預司法事務的提案。衆議院共和黨人提出一個議案，聲稱在解釋憲法時不應考慮國際法。參議院的一個提案甚至阻止聯邦法院使用憲法第一修正案處理政教分離這樣的争議性問題。憲法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聯邦法院有權決定州法院對一個貧窮被告的死刑判決是否公正。現在，國會有這樣一個強烈的動議，竟然要把這個權力轉移到美國的首席檢察官、司法部長身上。
亞特蘭大有一個法官被憤怒的罪犯當庭殺死。芝加哥的一個法官因駁回一個案子，其母親和丈夫被人殺害。事件發生後，來自得克薩斯州的一個共和黨人在參議院的會議室解釋說，人們的沮喪感“不斷加深，已到了極限”，緻使針對法官的暴力事件不斷出現，而法官“做出了對公衆不負責任的政治決定”。這位當過法官的共和黨人建議，最高法院有限的角色應該是“當選的人民代表們的政治決策的執行者。”然而，正是為了避免這種威脅，我們的建國之父們才分離了政府的三大權力部門。其中，聯邦法官受終身聘任，新法官的任命必須征得參議院的廣泛支持。
我們國會最近的這種革命性趨勢與那些被任命為政府高官的人密切相關。其中一些人在國内外得到贊賞和信任，但對某些人的任用則引起相反的效應。一個最有趣、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就是約翰·博爾頓，一個“直言不諱”的人、2001年初在國務院負責軍備控制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一年後，我率領卡特中心的一個代表團訪問哈瓦那的時候，博爾頓錯誤地斷言，古巴的制藥業涉嫌生産大規模殺傷性生化武器。古巴人立刻允許美國科學家視察他們的制藥設施，但華盛頓沒有反應。看到自己難以促使情報部門的分析家支持他的斷言，博爾頓便想方設法将他們解雇或調至其它崗位。這一行為也是情報系統高層決策者政治化的縮影，政治化決策導緻了美國在獲取伊拉克情報方面的失敗-錯誤地斷言伊拉克存有數量巨大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在國務院，博爾頓竭力改變數十年來的美國核不擴散和軍備控制政策。他聲稱，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建立的-從艾森豪威爾到老布什，所有的美國總統通過談判達成一緻意見的-軍備控制條約體系，限制了美國的實力，沒有給美國帶來相應的利益，反而危害國家主權。不幸的是，博爾頓的觀點得到了他在白宮的上司的贊同，并被采納為美國的官方政策。
博爾頓對聯合國的公開評論和陳述，很久以來都是人們關注或取笑的話題。選擇他出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令每一個尊重聯合國及其60年來的工作目标的人都感到十分震驚。在談到遵守現行的國際協定時，博爾頓明确表達了他的觀點：“對我們來說，維護國際法的有效性是一個大錯，盡管從短期利益考慮，這樣做似乎對我們有利-但是，從長遠看，那些認為國際法有意義的人，實際上是企圖限制美國的人。這就是他們的目的。”
他還堅稱：“聯合國隻有在為美國直接服務時，才有價值。”當問到談判可否解決國際争端時，他回答道：“我從不施舍胡蘿蔔。”
因為他的這些臭名昭著的觀點，59％的美國最著名的外交官紛紛譴責政府對他的任用，并細述他作為國家的軍備控制高級官員的斑斑劣迹。他們說，他在反對美國通過軍備控制條約改善國家安全方面創下了“不同尋常的記錄”。
令人不安的事實是，博爾頓的上述觀點準确地代表了美國革命性的新外交政策。一批現任和前任的共和黨官員在談到外交官們的擔憂時說，實際上，博爾頓觀點的批評者犯了“靶向錯誤”，因為他的觀點與總統的觀點“相一緻”；批評者與博爾頓的“分歧似乎與這個人有關-一個被美國人民選了兩次、制訂并執行安全政策的人，而不是這個人手下的一名最得力、能說會道、推動政策實施的官員”。布什總統對博爾頓的提名未能獲得參議院的通過，隻好在國會休會期間，任命他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新保守派”一詞被廣泛用來描述那些生成我們的新政府哲學的人。一本完全過時但又傳統的詞典這樣解釋這個詞的含義：“一個前自由人士，贊同政治保守主義”，或者“一個保守主義的新人”。我第一次遇到這個稱号是在裡根總統任職期間。他任命的駐聯合國大使、“新保守派”人士珍妮·柯克帕特裡克，指責我試圖在其它國家“強行推進自由和民主化”。她對“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任何條件下，都有可能推行政府民主化”的觀點大肆嘲諷。她說民主取決于“複雜的社會、文化和經濟條件”，需要的時間“如果不是幾個世紀，也是幾十年”。她接着贊揚索莫查統治下的尼加拉瓜、馬科斯統治下的菲律賓、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這樣的“傳統的權力主義專制政權”。我記得，柯克帕特裡克的首次外交使命，是奔赴智利和阿根廷，向那裡的獨裁者保證，我的人權政策再也不會侵擾他們了。
從那時起，我就對“新保守派”的定義感到困惑。他們似乎對絕大多數美國總統的施政政策都橫加指責，無論這些總統出身于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同時他們也沒有與自由派結為永久性同盟。盡管“新保守派”的定義顯然是複雜的，也是不斷變化的，該派似乎主張采取咄咄逼人的單邊行動，幹預外國事務，尤其是在中東地區擴展美國的軍事和政治影響。
現在，控制政府高層委員會的一些新保守派人物，似乎決心在全世界範圍内擴大美國的控制，贊成把先發制人的戰争作為實現帝國主義目标的一個可以接受的手段。理查德·切尼在任副總統的八年之前，就把這個前提寫進他的《1990年代防禦戰略》中。“911”前後，切尼和他親密的助手們就将伊拉克定為他們的首要目标，目的顯然是替以色列消除威脅隐患，并把伊拉克作為我們在中東永久性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基地。
依靠軍事武力擴大美國的影響以及近來其它一些背離傳統價值觀的行為，極大地削弱了我們的政治、文化和宗教對世界的吸引力。盡管大多數美國人相信我們西方社會的這些價值觀具有優越性，但是，采取殘酷的方式，把我們的價值觀念強加于其它民族，勢必産生事與願違的結果。這是日趨明顯的事實。
一些“新保守派”和保守事業的曆史發言人譴責人們對他們的界定，聲言他們既不屬于新的保守派，也與政府現行的國内外政策沒有關系。這些政策包括高赤字開支、聯邦政府對州政府和個人事務的侵擾以及帝國主義式的冒險等政策。我選擇“原教旨主義者”一詞來概括這一摻雜着各種特征的混合體，其中一些特征可以歸于“新保守派”或極端的右翼屬性，因為我發現，目前還沒有一個廣泛認同的定義能夠概括這些描述性詞語的含義。
在我們國家的宗教和政治生活中，明顯存在着各種真誠的不同意見，這符合人們的願望。但是，宗教與政治上的原教旨主義勢力同流合污，産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正是這個影響在我們的民衆中造成了嚴重的、日益令人不安的分裂。這是我們國家的公民為了塑造未來美國人的心靈必須适應和解決的一個基本挑戰。
我相信，隻要我們恰當地運用我們具有優勢的宗教信仰價值觀和富有曆史意義的和平、經濟與政治自由、民主及人權的理想，我們偉大的國家就能夠實現一切合理的影響全球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