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政策的扭曲
盡管有許多其它錯綜複雜的政治因素，但原教旨主義趨勢對美國的外交政策産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原教旨主義者趨于選擇一定的情緒敏感問題，蠱惑民心，并回避與不同政見者談判。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一些美國政治領導人把菲德爾·卡斯特羅當作人類最後的惡人，并把古巴這樣一個毫無軍事實力的小國，提升為對我們國家的安全和文化構成最大威脅的國家之一。
40年多前的一個短暫的時期内，當約翰·肯尼迪總統得知蘇聯導彈正在運抵古巴的時候，我們有理由擔心古巴的威脅。這就是所謂的“古巴導彈危機”時期。從此以後，美國對古巴持續不變的政策定位則是荒謬的，也是與事無補的。懲罰性的禁運降臨在早就遭受痛苦的古巴人民頭上，我們自己的公民訪問古巴、與古巴貿易往來的自由受到限制，文化和人道主義方面的合作也是違法的了。這一政策唯一顯而易見的結果是傷害了古巴人民，把他們推到美國的對立面，提升了卡斯特羅不應有的威望：他反倒成了一個小“大衛”，敢于和華盛頓這個“歌利亞”式的猛士較量，同時延續了他的專制政權，剝奪了我們美國人自己的自由。
導彈危機解決以後，我于1977年解除了所有的旅遊限制，古巴裔美國人和其他人可以暢通無阻地訪問古巴，廣泛地結交熱誠的古巴人，與受壓迫的古巴公民建立友誼，使他們有可能追求自己的憲法和法律所保證的自由。我也開始着手與古巴建立外交關系，批準兩國在哈瓦那和華盛頓互相派駐“利益小組”和代表團。我的繼任總統們執政期間，在佛羅裡達古巴僑民激進分子的壓力下改變了這些政策，隻有我們當年在哈瓦那和華盛頓設立的辦事處保留下來，至少還可以作為聯絡渠道發揮作用。
2002年，在卡斯特羅總統保證我通過廣播和電視直接向古巴人民講話，不受任何審查之後，我決定接受他的邀請，訪問了他的國家。我用我有限的西班牙語做了演講，承認古巴在教育和醫療方面的卓越服務，但着重強調古巴人的自由和政治權利受到的侵犯，并對不同政見人士發起的一個強大的、受尊重的“瓦瑞拉方案”運動表示鼓勵。基督教自由運動領導人奧斯瓦爾多·帕亞·薩爾迪拉多寫了一封請願書，征集了一萬多人的簽名，準備公開遞交古巴國會，要求恢複他們國家的憲法所規定的自由權。不幸的是，自從我訪問古巴以來，白宮不斷限制美國公民訪問古巴和與古巴人交流、貿易的自由。古巴自然也對國内的反抗聲音實施同樣的壓制，這是意料之中的事。
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反映了美國現行政策對公民個人的影響。美國現役軍官卡羅斯·拉索軍士長有兩個十來歲的兒子不願意随他移民美國，一直生活在古巴。軍士長參加了異常殘酷、損失慘重的費盧傑攻擊戰，從伊拉克返回美國後，來到邁阿密，按慣例申請探訪他的兒子。在新的政策下，他的申請被拒絕，并被告知這樣的探親不能獲準，隻有三年一次的探親是有可能的。假如拉索軍士長是其它國家的公民，他就能夠探訪他的兒子了。由此可見，美國現行的政策值得人們深思。
美國對古巴耿耿于懷的态度導緻了它對整個南半球政策的畸形。任何一個職業外交官如果不對孤立古巴人民的政策表示近乎瘋狂的支持，将不可能争取到國務院的高層職位。這一為官之道充斥整個南美地區的美國使館。
許多年以來，卡特中心緻力于在拉丁美洲減少疾病痛苦、促進人權和民主政府的建立等工作。我們的活動包括監督政治紛争的選舉過程，所以，我們對一些國家的政治現狀非常了解。古巴的專制政權仍然是一個令人關注和不安的對拒民主改革的堡壘，但是，我們的政府對其它國家扭曲的政策導緻了反美情緒的高漲，也使與華盛頓關系密切的領導人相繼被推翻和取代。
2000年以來，八位選舉産生的南美國家的總統被迫離職，正是這種結果的真實寫照。從南部的智利、阿根廷到北部的委内瑞拉，包括厄瓜多爾、巴西和玻利維亞，一批左傾領袖赢得大選，陸續上台執政，統治着三分之二的南美大陸。這種反美情緒很可能在其它國家，包括墨西哥即将舉行的選舉中重現，并發揮重大作用。
2005年5月，深受委内瑞拉總統烏戈·查韋斯賞識的候選人、智利社會主義者何塞·米格爾·因蘇爾薩當選為美洲國家組織秘書長。這是第一位沒有得到美國的支持而當選的候選人。
布什政府在國際刑事法庭事宜上糾纏不休，是導緻反美情緒的另一個因素。多年來，卡特中心與華盛頓的官員和許多其它國家的領導人一起工作，終于成立了國際刑事法庭，目的是防止和懲罰種族滅絕式屠殺和令人發指的戰争罪行，如盧旺達、南斯拉夫、柬埔寨、塞納利昂和蘇丹達爾富爾地區5發生的屠殺行為。2002年，139個國家簽署了《國際刑事法庭規約》。這個規約是慎重拟定的，可以使美國人在海外的屠殺行為得到豁免-隻要美國法院接手此類案子。然而，美國正極力迫使各締約國保證美國軍人、承包商雇員和遊客，都能享受這個豁免。除其它地區的國家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12個國家已被美國剝奪了軍事和其它援助。這加深了他們對我們的怨恨，損害了他們在遏制毒品交易、非法移民和恐怖主義方面與我們合作的努力和願望。
反感與對手談判，導緻了另一個敏感、棘手、危險的問題。我親身經曆了這個問題。1994年6月，北朝鮮驅逐國際原子能機構檢查員，威脅說要啟用甯邊一個舊的石墨減速反應堆，将用過的原料加工成钚，這将使他們有能力制造原子彈。朝鮮半島顯然面臨戰争的威脅，于是，美國督促聯合國安理會對北朝鮮實施嚴厲的制裁。
美國軍事專家也表示認同的一個共識是，南韓和美國聯軍能夠打敗北朝鮮。但是，衆所周知，北朝鮮可以向附近的首爾迅速發射兩萬多枚炮彈和導彈。美國在南韓的駐軍司令加裡·勒克将軍估計，如此一來，傷亡數量将大大超過上一次的朝鮮戰争。
考慮到北朝鮮金日成主席多年的邀請和中國領導人表示的深憂，在克林頓總統的批準下，我和羅莎琳赴平壤斡旋，終于與金日成主席達成協議：北朝鮮将停止甯邊的核項目，允許國際原子能機構檢查員重返現場，确認用過的原料沒有被重新加工。北朝鮮領袖還向我承諾，他将與南韓總統金泳三全面讨論外交關系。金泳三立刻接受了由我們轉遞的邀請。此後不久，金日成去世。這個高層會談的承諾隻能由他的兒子金正日後來兌現了。
基于這些承諾，美國和我們的盟國随後向北朝鮮人保證：将不會對他們進行軍事威脅；甯邊的核能生産停止後，将提供燃料油，補償核能生産的損失；将建設兩個現代化的核電廠，其燃料棒和生産過程受國際檢查員的監控。
甯邊那些用過的原料（估計可以制造六枚左右的原子彈）繼續受到監控，但承諾的替代性核電廠建設卻被推遲了。美國和北朝鮮舉行了多次雙邊談判，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親自赴平壤解決争端。金大中當選南韓總統後，發起了強有力的行動，與北朝鮮的金正日攜手推動朝鮮半島的和平，取得了初步的成果。金大中因此獲得2000年諾貝爾和平獎。
2001年，随着華盛頓新一屆政府的上台，整個政策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北朝鮮被公開打上了“邪惡軸心國”成員的标記；對這個孤立而偏執的國家采取軍事行動的直接和隐含的威脅此起彼伏；禁止與北朝鮮直接談判、解決争端的官方政策随之出台；承諾向北朝鮮提供燃油的運輸被叫停；替換性的核電廠建設也被終止。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與南韓總統金大中的高峰會談中，南北朝鮮領導人及其和平努力受到公開的譏諷。
對于美國的政策，平壤的反應是不明智的，但也在預料之中：宣布退出《核不擴散條約》，驅逐國際原子能機構檢察員，重新啟動甯邊的燃料棒加工，研制核爆炸裝置。美國聲稱北朝鮮正在提純可能用于核武器生産的鈾，但中國和南韓的專家對這一報告的準确性表示懷疑。如果事實果真如此，北朝鮮研制核武器的決策則明顯地違反了此前的協定，對該地區的和平和穩定将構成嚴重的威脅。
解決朝鮮核争端的主要障礙有兩個：一是美國專橫地要求北朝鮮必須放棄一切核生産活動；二是美國決定隻有在六方會談中，美國才能和朝鮮對話。平壤領導人堅持直接的雙邊談判，并要求華盛頓明确聲明對朝鮮“沒有敵意”。2005年，北朝鮮官員宣布，他們給甯邊的核反應堆重新加了燃料。這是2002年以來的首次加料，可以給他們産出8，000根核燃料棒，這些燃料棒可以被加工為爆炸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