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不要人權嗎
撰寫這一章是特别不愉快的事，因為它包含了對我當年領導的政府以及我所維護的政府價值觀一些令人難堪的評價。美國人向來認為擁有高尚的道德和行為準則。“911”恐怖襲擊後不久，這一觀念促使美國一躍成為全球反恐的領袖。長久以來，我們的國家高舉人權的旗幟，讓他人觀摩、效仿，這就是所謂的“自我委任的世界事務的彌賽亞角色”。為了恢複和維護我們國家的這些價值準則，美國人應該了解我們為實現自我保護這一重要目标而實施的政策上的革命性變化，這是至關重要的前提。
我成長在南方諸州。在這一地區，近250年以來，奴隸制是影響人們生活的主要因素。直到1868年和1870年，美國憲法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獲準生效，才使奴隸制廢除。然而，在我的孩提時代，基于最高法院的裁定，奴隸制卻被種族隔離制取而代之。1896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對黑人“隔離但平等”的對待方式是合法的、可以接受的。1948年，頗有政治勇氣的杜魯門總統下令廢除美國軍隊裡合法的種族歧視。當時，我正在海軍服役。此後20年裡，在馬丁·路德·金領導的民權運動的推動下和林登·約翰遜總統的大力支持下，種族歧視在全美得到廢除。
國内人權運動的勝利并沒有阻止美國接受和支持南半球和其它地區的一些殘暴的外國政權，這些政權明目張膽地侵犯他們自己公民的人權。作為新當選的總統，我宣布保護人權将是我們國家的外交政策的基礎，并堅持不懈地采取行動，實施這一承諾。看到民主的浪潮席卷我們的半球和其它地區，自由的基本權利得到尊重，令人甚感欣慰。
過去的四年裡，我們國家的人權保護政策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我們的許多公民因為害怕恐怖襲擊，接受了這些前所未有的政策，但是這些政策對美國聲譽的損害卻是無以複加的。曾經是全球稱贊的、傑出的人權衛士的美國，如今已成為國際組織擔憂的頭号人權破壞者之一。這些令人尊重的國際組織擔心民主生活的基本原則遭到破壞，而我們的一些行為與那些我們過去所譴責的暴虐政權如出一轍。
“911”恐怖襲擊之後，美國政府反應過度，在全美共逮捕了1，200多人，其中沒有一個人犯有與恐怖主義有關的罪行。他們的身份被保密，無權聽到對自己的指控，也無權尋求法律咨詢。他們大多數人是阿拉伯人或穆斯林，許多人被迫離開了美國。
為了使這種侵犯公民自由的行為合法化，政府匆忙頒布了《愛國者法案》，其中的一些臨時性條款應該在2005年到期。該法案部分條款的主要反對者都是非常保守的共和黨知名人士，他們組建了“愛國者恢複權力制衡組織”、“自由國會研究與教育基金會”這樣的組織。總統呼籲延長《愛國者法案》的有效期，并使其成為永久性法案。但是，就連保守的“愛國者”也譴責其中的某些條款，指出該法案等于授權聯邦特工這樣的特權：秘密搜查私人住宅和企業；随意沒收财産，不提前通知期限，也不說明這是入室檢查；在不告知當事人的情況下，收集公民的私人信息，包括他們的病曆，在圖書館查過什麼書，買了什麼東西等。政府在調查一個人的時候，簡直可以得到一個完整的信息庫，如一個醫院的醫療資料或一批移民的所有資料。《愛國者法案》引起争議的大多數條款并非針對恐怖嫌疑犯，而是适用于廣大民衆。盡管如此，政府領導人終于使其延期，部分條款得以永久性生效。
一大批成年男人和一些青少年男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争中被俘，然後轉移到美國在古巴的關塔那摩集中營。在那裡，來自40多個國家的520人已被拘禁三年多了，他們不能與他人接觸，既沒有法律咨詢的渠道，又沒有受到任何指控。美國的官員已經證實，許多人受到人身虐待。
國際紅十字會在考察了約25個美國集中營的6個之後，報告說，被拘禁的人中，已登記了107個年齡在18歲以下的青少年，有些還隻是八歲的孩子。2005年5月，記者西摩·赫什報道說，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收到一個報告，說有“800到900個年齡在13歲到15歲之間的男孩子被關押”。國際紅十字會、國際特赦組織及五角大樓已經收集到兒童被折磨的大量證據，也得到了目睹或參與虐待兒童的士兵的确認。除了兒童本人對其身心遭受虐待的證言外，有一篇報道描述了曾負責阿布格萊布監獄的美軍準将賈尼斯·卡爾平斯基，對一個被關押在高危險囚犯監獄分區的11歲男孩的訪問。準将回憶說，孩子正在哭，“他對我說他快12歲了，真想見他的母親，想把他的母親叫來”。這個11歲大的孩子竟然無權見他的父母親、律師或其他人，而且不知道他為什麼被關在這裡。五角大樓的一位發言人告訴赫什先生，“年齡不是拘禁的決定性因素”。
2005年4月，人權醫生組織報道說，“至少從2002年起”，對關押在關塔那摩的人，“美國實施了系統的心理折磨”，“給遭受折磨的囚犯人身健康造成嚴重傷害”。國防部長宣布，大多數被拘禁的人即使某一天受到審判，被判無罪，也不能獲得釋放。如此看來，被拘禁者的生活前景是不容樂觀的。
布什總統在白宮的私人醫生伯頓·j·李三世大夫撰文指出：
有關美軍虐待囚犯的報道同時提供的證據顯示，軍醫在虐囚事件中發揮了作用，而且新的軍事職業指導方針實際上授權醫療專業人士合謀虐待囚犯。這些方針極大地歪曲了傳統的職業道德準則，使人難辨真僞。它們是為審訊者服務的，不是為醫生和囚犯服務的……在政府的許可和我們專職醫生的慫恿和協助之下的系統性折磨，是令人不能接受的行為。作為醫療健康專家，我們應支持日益強烈的呼籲：成立獨立的兩黨委員會調查發生在伊拉克、阿富汗、關塔那摩灣或其它任何地方的刑訊逼供事件，恢複保護醫生、護士、急救人員及心理學專家的職業道德準則，以免成為虐囚的幫兇。美國不能這樣一意孤行了。虐囚行為表現的是懦弱而不是強大。它不能體現理解、力量或寬宏大量。它不是領導之道，而是政府官員恐懼心理的反應。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美國公民，虐待囚犯都是不應有的行為。
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的那些可怕的虐囚照片，玷污了我們國家的聲譽。尤其令人不安的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官員對紅十字會估計說，這個監獄70％到90％的囚犯是被錯誤關押的。據軍事官員的報告，自2002年以來，至少有108個被美國關押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其它秘密地點的囚犯死亡，其中官方承認的謀殺緻死者至少有28例。阿布格萊布監獄雖然僅有一人死于非命，但這一事實說明，虐待囚犯行為廣泛存在，并不隻是少數幾個無恥的現役軍人的行為或決定。
伊拉克陸軍少将阿貝德·哈米德·莫霍德主動向巴格達的美國官員報告，要求尋找他的兒子。他被拘留、折磨，最後被裝在一個綠色睡袋裡，于2003年11月26日因創傷和窒息而亡。
國防部組織的那些敷衍了事的調查明确表示，高層軍官或政府官員在虐囚事件上沒有責任，但毫無疑問，他們的公開聲明或内部指令所宣稱的遵循人權和戰俘待遇的國際準則，十分可疑，甚至可笑。
對于美國的新政策在其它國家産生的負面影響，卡特中心極為擔憂，并于2003年11月和2005年6月，兩次召開人權會議，邀請數十個國家人權和民主運動的知名人士與會。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與我一起主持了這兩次會議，其它的國際人權組織在讨論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們從這兩次會議上了解到的情況令人十分不安。那些勇敢而卓有成效的非暴力活動者，在危險的條件下，冒着極大的風險，捍衛自由和他人的權利。許多人為了促使他們的政府遵循國際人權标準和民主原則，被關進監獄或者受到騷擾。與會者認為，美國的政策已經發生了蓄意謀劃的高層次、大範圍的變化，放棄或削弱了我們長期堅持的在本國和全世界保護基本人權的努力。2003年，人權保護者發表報告指出，一大批嫌疑犯從美國被送到經過挑選的外國。在那裡，刑訊逼供是可以接受的方式。代表美國政府參加會議的官員否認了這一指控。
與會者普遍認為，機會主義政權利用并歪曲了美國近來的政策，為自己的利益服務。他們說自己的政府普遍背棄了從前的人權承諾。他們強調，一些國家存在着一種危險，可能使民主化運動推遲數十年。與會者解釋說，專制領導人以反恐為借口，肆無忌憚地迫害敢于直言不諱的公民，使其保持沉默。以前，專制者在侵犯人權問題上一直面臨來自美國和其它國家的壓力，但反恐的借口使這一壓力發生了逆轉，專制者如釋重負。結果，許多律師、教授、醫生及記者僅僅因為批評某一項政策或履行日常工作，被稱為恐怖分子。我們聽到了許多涉及人權代理律師的案子，他們僅僅因為替嫌疑人辯護受到庇護恐怖分子的指控。
同樣令人不安的是，有報道指出，有些國家在人權保護方面的退步是美國政府直接幹預的結果。美國鼓勵這些國家的政府采取倒行逆施的反恐政策，導緻了有損民主原則和法律的行為，其影響遠遠超過了美國的《愛國者法案》。
不過，美國政策最棘手的部分正在受到國會和聯邦法院系統的質疑，最終會得到矯正。我們因此而倍受鼓舞。盡管許多法律問題還沒有上升到最終的上訴層面予以澄清，但大多數令人質疑的國内案子已經得到妥善的處理。2004年6月，最高法院做出裁定，聯邦法院“有權裁決有關美國在海外因敵對問題逮捕并關押在關塔那摩灣的外藉人的拘禁合法性的質疑”。
因為政府的頑固，關塔那摩的在押人員還沒有得到複查，但已有律師訪問了其中的少部分人，以便為他們申請人身保護狀。美國政府對最高法院的決定持不合作态度，成立了敵對身份審查團，即确定被押人員是否是“敵方戰鬥人員”。每一個審查團由三名軍官組成，據稱是根據秘密證據，确定在押者是否應該繼續戴上“敵方戰鬥人員”的标簽。在押者仍然沒有渠道尋求法律咨詢。囚犯到達囚禁地兩年半後，審查才開始進行。盡管如此，最高法院的決定是促使政府在處理羁押的外籍人員問題上恢複法制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