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者，謂我心憂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
為了共同反對革命派的暴亂，使革命派與清政府妥協，梁啟超一度宣揚“虛君共和”，不得不放棄“倒袁”，提出“和袁慰革，逼滿服漢”八字方針，實行“聯袁”政策。
1912年元旦，孫中山由滬赴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梁啟超的“虛君共和”之想徹底化為泡影。
2月12日，清廷退位。
15日，袁世凱從孫中山手裡接過民國臨時大總統之職。
梁啟超緻以賀電，随後斟詞酌句地寫了一封長信，不失尊嚴地表示願意歸國合作。
這是在絕境之中被逼無奈地遊刃有餘。
11月，梁啟超啟程回國，正式結束了長達14年的流亡生涯。
16日，船抵天津。三天之内，登門拜訪者達200人，“各省歡迎電報亦絡繹不絕”。
離津赴京後，梁啟超下榻賢良寺。
賢良寺，乃當年曾國藩、李鴻章做封疆大吏入京時住的地方。此項安排，北洋政要大費周章，最後交由袁世凱定奪。袁世凱一邊撚着胡須，一邊不無贊歎地說：“任公夠格，住賢良寺！”
總統府專門為梁啟超舉行歡迎會；商會、團體，包括佛教協會、八旗生計會上門請客；就連“向不請人”的山西錢莊也願意花錢請客。此外，由同盟會改組的國民黨舊友日日來邀；北大鬧學潮的學生也請願由他擔任校長。
“都人士之歡迎，幾于舉國若狂，每日所赴集會，平均三處，來訪之客，平均每日百人。”他自覺“一身實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環繞吾旁，如衆星之拱北辰”。
在北京逗留12天後，他返回天津。沸騰之後是該平靜了。
這年除夕夜，梁啟超伏案疾書《憲法之三大精神》，決策：通過大總統袁世凱，在共和的名義下，使用專制的手段，把中國引上憲政的軌道，然後再限制袁世凱。
辛亥革命後到，猛烈譴責袁世凱意欲複辟帝制的行徑，其中便有驚世鴻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
自國體問題發生以來，所謂讨論者，皆袁世凱氏自讨自論；所謂贊成者，皆袁氏自贊自成；所謂請願者，皆袁氏自請自願；所謂表決者，皆袁氏自表自決；所謂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舉凡國内國外明眼人，其誰不知者……
當時楊度還在做着争取梁啟超的最大努力，因為“籌安會六君子”的六根筆杆子對付誰都可以遊刃有餘，唯獨在梁啟超面前顯得力不從心。
不過這也是他最後的努力了，因為這次從梁啟超這裡帶去的是一封絕交信和這篇筆迹未幹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
楊度匆匆閱信，驚呼“大事不妙”，而文章尚未看完，脊背已經發涼。
他匆忙趕往中南海，面呈袁世凱。
袁世凱讀畢，神情黯然，良久不語，最後隻輕聲說了一句：“我待梁啟超不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