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城相對安穩的這幾年裡，王國維有更多的精力從事學術研究。這一期間，他發表了《人間詞乙稿》和震古爍今的詞學經典《人間詞話》。
《人間詞話》是王國維運用中國傳統詞話方式所寫的一部文學批評著作，内容大緻分三部分：闡釋“境界說”；如何創造境界；“境界說”之延伸。
在其間，王國維依然運用西方哲思解剖中國古典詩詞，引用的叔本華少而精，與中國詩學水乳交融，以至“分不清是叔本華潛入了王國維的血脈，還是王國維走進了叔本華的腦門”。實在“既有濃郁的民族詩趣，又有晶瑩的西方哲思”。
曾被王國維“條駁”的大學者俞樾，他的曾孫——那個“文學造詣精深但極少推崇同行”的學術大師——俞平伯，在《人間詞話》的序言中寫道：
“作文藝批評，一在能體會，二在能超脫。……此書論詩人之素養，以為‘入乎其内，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其實書中所暗示的端緒，如引而申之，正可成一龐然巨帙，特其耐人尋味之力或頓減耳……”
正如王國維從“專門中之專門”的學問——哲學突然之間轉向文學一樣，這次，正當在文學方面一鳴驚人之時，他又急流勇退地轉向了戲曲研究，寫出了諸如《戲曲考原》《曲錄》《唐宋大曲考》《古劇腳色考》等一系列出色的作品。
其中，尤以流寓日本期間完成的“成一家之書”的《宋元戲曲考》為最，被譽為“戲曲史研究上一部帶有總結性的巨著”。郭沫若贊曰：“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毫無疑問，是中國文藝研究上的雙璧。不僅是拓荒的工作，前無古人，而且是權威的成就，一直領導着百萬的後學。”
正如梁啟超所預見的——“曲學将來能成為專門之學，則靜安當為不祧之祖矣”，随着王國維一系列戲曲著作的問世，借着大軸作品《宋元戲曲史》的一錘定音，戲曲成為了專門之學——“曲學”，并且成為了當時一門影響廣泛的顯學，吸引着衆多中外學者投身其間。千百年來的“下裡巴人”，一夜之間跻身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之列，披上了“元曲”的标志性外衣。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土崩瓦解。身為朝廷四品大員的羅振玉因擔心成為革命的對象，同王國維一起東渡扶桑、暫避風頭，攜帶着大量珍貴藏品及圖書。其中，僅圖書一項就多達五十餘萬冊。這堆藏品裡，有一樣後來成就“羅王之學”的文物——數萬片甲骨。
到達日本後，羅振玉潛心研究甲骨文，而王國維則感歎着“國已不國，國學何存”，再一次“善自命題”，将學術研究方向轉向了國學。
何謂“國學”，概括地說就是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具體言之，則如國學大師章太炎所言，國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國學的本體，分為經史、經典和曆史；第二部分，治國學的方法，分為辨書籍之真僞、通小學、明地理、知古今人情之變遷、辨文學應用等。
回歸國學後，王國維沿着國學的主脈觸類旁通地撰寫了《頤和園詞》、《簡牍檢署考》、《流沙墜簡》、《明堂寝廟通考》、《釋币》、《胡服考》、《宋代金文著錄表》、《國朝金文著錄表》、《鬼方昆夷猃狁考》和《生霸死霸考》等一系列振聾發聩的著作。
王國維這一時期的“成書之多，為一生冠”，而如上所列，僅為冰山一角。而在這座冰山上，關于甲骨文方面的輝煌成就不得不提——即與羅振玉開創的“羅王之學”。
羅振玉在鑽研甲骨文之後，嘔心瀝血四十餘天完成了《殷虛書契考釋》這在甲骨文研究史上具有極其重要貢獻和地位的偉大著述。初稿完成時，他邀請王國維與他共同修訂。兩人精心修訂後，由王國維謄抄一遍交付刊印。
雖然王國維隻是幫助修訂，但在修訂的過程中兩人發揮各自所長，同時也采用了王國維的一些研究成果。如羅振玉在序言中所列的“考史”“正名”“蔔法”三個目标，他自己隻做了“正名”的基礎，“蔔法”的研究一直到科學發掘以後才開始，而“考史”一目則是王國維的貢獻——聯系正名與考史，以紙上史料與蔔辭相印證。
然而，因為第一批刊印本是王國維的筆迹，導緻後人一度認為《殷虛書契考釋》雖由羅振玉署名實則為王國維所著，由此竟引發了十數年的著作權歸屬問題的争議。直到陳夢家在二十多年後發現了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的手稿本，才使這樁曆史疑案得以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