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仕北洋
1880年，闊别家人14年的辜鴻銘，西裝革履地回到了槟榔嶼，不久便被英國殖民政府委以公職，派往新加坡。
如果照着這樣的軌迹發展，那辜鴻銘這輩子也許會是一個成功的殖民政府官員，一副徹底的西洋紳士派頭，而不會是日後名震中外的中國文化的代言人了。——但是曆史，總會有那麼多的歧點和偶然。
1881年，遊學法國的馬建忠返國時途經新加坡，辜鴻銘得知消息後，懷着好奇地想去見識見識這祖國的官員，到其下榻的海濱旅館拜訪。
大頂帽，長發辮，長袍馬褂，天朝官服，氣象肅穆，俨然正宗中國學者氣派。辜鴻銘立時為這身裝扮和氣場所吸引。
及至交談，兩人一見如故，交淺而言深，馬建忠在新加坡逗留的三天，辜鴻銘天天跑去他的旅館晤談。三日長談，辜鴻銘的心已經飛到中國了，他深覺精深博大的中國文化才是自己的歸宿。
三天之後，馬建忠離開新加坡，辜鴻銘随即也遞上辭呈，返回槟榔嶼，告知家人，此後決定蓄辮和改穿中國衣服，并于1881年初跟随一支探險隊到達中國，居住在香港。
1885年，在香港惡補了幾年漢學知識後的辜鴻銘，為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所聘，成了他的一個洋文案。至此，海外遊子才開始真正回歸祖國。此後，辜鴻銘便永遠換下西裝革履，穿起長袍馬褂，留起辮子，腳上蹬雙布鞋。
張之洞确也算是辜鴻銘的一個難遇的知音，一個“相随二十餘年，雖未敢雲以國士相待，始終禮遇不少衰”的明主。在辜鴻銘看來，張之洞是中國最後一位“論道儒臣”，在他病逝的前兩年，辜鴻銘還向他吐露對中國未來的絕望。及至1909年張之洞病逝，辜鴻銘痛心疾首地完成紀念他的作品《中國牛津運動故事》，絕望地寫道：
“現在戰局還未明了，我們的頭卻死了！……我們中有些人背叛了我們的事業，許多人投降了，所有的人被分散到四面八方。……我現在孤獨一人……不得不彷徨徘徊。”
上任之初，辜鴻銘便向張之洞提出訂閱世界各國報刊的提議，香帥（張之洞）欣然接受。此後辜鴻銘浏覽各國報刊，并分門别類歸納整理，定期向張之洞呈報，以幫助決策。遇有新鮮事或新發明，則特别解釋給張之洞聽，而張之洞每次“辄危坐安樂椅中傾聽不倦”。
張之洞幕府中皆是翰林進士之才，辜鴻銘深知自己漢文底子淺薄，便想請教同僚。但因為他的天性狂妄，唐突師道，所以沒有一個同僚願意教他。
張之洞知道後，便親自教他查《康熙字典》、學漢文。辜鴻銘這才從摸着石頭過河中找到了門徑，從漢學啟蒙讀物學到儒家四書五經，再到後來自号“漢濱讀易者”，一心鑽研國學。而這期間，有一人的激将之功不可沒。
1896年張之洞60壽辰之際，佳朋滿座，嘉興才子沈曾植也在其中。張之洞關照辜鴻銘道：“沈公如當今泰山北鬥，一代名儒，他的聰明無人能及，你要多向他請教。”
入座後，辜鴻銘天馬行空，高談闊論，大談中西學術制度，而年長他7歲的沈曾植卻默然不語。辜鴻銘意興闌珊，問沈曾植為何不發一言。
沈曾植淡然說道：“你講的，我都懂；你若要聽懂我講的，還須讀20年中國書。”
辜鴻銘受此刺激，發憤鑽研中國文化，到武漢後，更是自号“漢濱讀易者”，認真研讀《易經》等典籍，思想大變，徹底傾服于儒家傳統。
20年後，還是在張之洞的壽宴上，辜鴻銘又遇到了沈曾植。于是，辜鴻銘立即請差役将張之洞的藏書搬到前廳。沈曾植問他搬書為何。
辜鴻銘答：“請教沈公，哪一部書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書你懂、我不懂？”
沈曾植會心大笑：“今後，中國文化的重擔就落在你肩上了。”
幾年以後，辜鴻銘仍是無比推崇沈曾植：“有人說我聰明，殊不知我的聰明何能與沈公相比？中國有三個聰明人——周公、沈曾植、紀曉岚。”
張之洞的知人愛才、禮賢下士，使辜鴻銘深為感動；當他以局外人的角度看張之洞的知人愛才、禮賢下士時，他内心的感動實實在在地升華成了崇高的敬意。
張之洞的知人善任，使他有幸結識了蔡錫勇、梁鼎芬、趙鳳昌、梁敦彥等同僚，其中，梁敦彥的經曆尤值一提。
梁敦彥留學耶魯，回國後任天津北洋電報學堂英文教習，1884年應張之洞聘請，入香帥府主辦翻譯電報事宜，領導電報房學生。
當時香帥府有一規矩，每月初一、十五行禮，文案員與電報生分班站定，聽張之洞訓話。梁敦彥站在電報房諸生行列，為自視甚高的文案員所看不起，因此無人與之言談。
又是一日行禮，張之洞出堂，見梁敦彥與電報生站立一列，便親自上前拉他出列，令他站立文案員一列，說：“汝在此班内行禮。”
此後，一幫文案對于梁敦彥一改常态，分外殷勤。
抛去官場炎涼的感歎，辜鴻銘對眼前的這位頗具大臣風範的大清官吏心甘情願地臣服，私下裡将之比為發動清流運動的英國紐曼大主教，堅定地認為他将是清流運動的脊梁，是拯救中國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