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去官場炎涼的感歎，辜鴻銘對眼前的這位頗具大臣風範的大清官吏心甘情願地臣服，私下裡将之比為發動清流運動的英國紐曼大主教，堅定地認為他将是清流運動的脊梁，是拯救中國的英雄。
1889年，張之洞移督湖廣。辜鴻銘相随，缜密籌劃，協助創辦了名聞全球的漢陽鐵廠和兵工廠等洋務，為湖北新政立下汗馬功勞。
漢陽鐵廠的成立，被西方人視為中國覺醒的标記，驚呼“黃禍”來臨；兵工廠也因改造德國七九步槍而為“漢陽造”而名噪一時，大有“中國克虜伯”之稱。
辜鴻銘則極為冷靜，對新式工廠的命運更多的是感歎：“香帥辦鐵廠，好是好，可惜是隻有模樣，沒有精神——徒有其表，不得精髓，隻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終有一日會辦不下去。”
原來，張之洞在湖北主辦新政，無非是傳統皇家作坊的新式工廠而已，而主持這些工廠的，不過是張之洞手下那些不懂西方工業的仕官，從而導緻當時的鐵廠，主管人員刮地皮而來，裙帶風、貪污賄賂、靡費侵蝕，排場應酬無所不在。
鐵廠、兵工廠也終如辜鴻銘所言，最後成了不中不洋的怪物，舉步維艱，成了外國洋行的囊中物，同李鴻章的北洋水師一樣的命運。
辜鴻銘一面協助張之洞辦理洋務，一面又對張之洞頗有微詞，認為他隻知急功近利，卻不知該如何急功近利。
後來，辜鴻銘堂而皇之地評論道：“香帥隻知利害，不知是非。是非之論，他聽不進去；若要他接受，必從利害上講。”
這話傳到了張之洞耳邊，張大愠，立召辜訓道：“誰說我隻知利害不知是非？若我隻知利害，豈不早已家财萬貫？我所講究的是公利！私利不可講，而公利卻不可不講！”
辜鴻銘反駁：“孔子罕言利，難道他反對的隻是私利嗎？”
張之洞反複辯解，堅持公私之分。最後辜鴻銘竟以《大學》之言相譏諷：“長國家而務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又以袁枚的一則故事說得張之洞氣結語塞，沒了反駁之力。
張之洞的看法，正如一般大衆的看法，政府官員應為國為民謀公利，實乃天經地義；而辜鴻銘則認為，即使政府官員也不能謀利，哪怕是公利。他堅持的，是正統儒家的觀點。
當年張之洞領他進了儒家的大門，“漢濱讀易”之後，他反倒借着儒家的聲威教訓了張之洞。
辜鴻銘對于張之洞及其幕府可謂看穿了，他曾拿張之洞與端方這前後兩任湖廣總督比較，一針見血：“張文襄學問有餘而聰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橋聰明有餘而學問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門下幕僚多僞君子；午橋浮，故其門下幕僚多真小人。”
盡管被損，張之洞對辜鴻銘還是一如既往地寬容賞識；盡管看透，辜鴻銘對張之洞也還是一如既往地持恩尊崇。
甲午戰敗後，“公車上書”，維新變法思潮逐漸在中華大地蔓延開來。有幕僚向張之洞提議“多譯西方報紙，以廣眼界”，得到張之洞的認同。
當張之洞讓辜鴻銘着手籌辦一個譯介西學西政的報紙時，辜鴻銘斷然回絕：“香帥，洋人報紙盡是狗屁，信不得。湯生不譯，雖上谕來，我亦不譯。”
辜鴻銘如此倔強，張之洞也不再勉強。
1902年，為慶祝慈禧太後生日，張之洞總督府也懸燈結彩，鋪張揚厲，邀請各國領事、軍界人士、學界代表大開筵宴。
觥籌交錯過後，西樂伴奏，唱起了新編愛國歌。辜鴻銘大有感觸，對鄰座梁鼎芬說道：“滿街都在唱愛國歌，卻沒有聽聞有誰唱愛民歌的。”
梁鼎芬回道：“湯生兄何不試着編一首呢？”
辜鴻銘略一伫思，說：“我已經有了四句佳句，你可想聽聽？”
“當然。”
于是，辜鴻銘高聲念了出來：“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
話音剛落，衆客嘩然，聽者無不色變。不過張之洞卻不表态，不回避，似乎根本沒有聽到，津津有味地品着一杯美酒。
如此彌天大罪，也隻有張之洞能左耳進、右耳出地包容了。誠然，“無香帥之大，不足以成湯生之倔；無湯生之倔，不足以成香帥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