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中國之最後代表
因教堂、教士的文化侵略以及大國沙文主義态度，導緻長江流域教案疊起。辜鴻銘随張之洞到達湖北後的發表于上海《字林西報》，很快便被倫敦《泰晤士報》摘要并加以評論登載。
《泰晤士報》的評論持懷疑态度，不相信此文出于中國人之手，因為那“行文的語氣中，絕不會有那種高貴的鎮定”。不過這篇文章還是立即引來世界各地許多憤怒讀者的投信，表達了對強國霸權的譴責。這在當時的世界堪稱空谷足音。
用空谷足音來形容辜鴻銘的言論絕非溢美。因為自鴉片戰争以來，整個英語世界幾乎一直是歐美列強充當輿論主角；辜鴻銘的出現，使中國終于有了能理直氣壯地為祖國權利向世界發聲，這是屈辱的中國近代史上難得一聞的吼聲。
從在《字林西報》上發表“中國學”之後，辜鴻銘昂首闊步地走上了宣揚中國文化、嘲諷西學的“遺老”之路。
辜鴻銘瞧不起洋人，看不起西學，對于翻譯西方著作的，更是不放在眼裡。
當時，翻譯《天演論》的嚴複和翻譯《茶花女》的林纾正聲名鵲起，而辜鴻銘對他們的态度則不止是鄙夷，而是欲殺之而後快。
一次宴會上，三人皆赴宴，卻彼此不相識。酒過三巡，辜鴻銘突發高論：“如我操生殺之柄，必殺兩人以謝天下。”
座中有好事者追問是哪兩人。
他怒氣沖沖地說：“就是嚴又陵、林琴南。”
好事者又追問其原因。
他口若懸河：“嚴又陵以《天演論》宣揚物競天擇，于是國人隻知競而不言理，以至民禍連連，不堪其苦；林琴南譯《茶花女》，誨淫誨盜，使一班青年男女不複知禮教何物。不殺此兩人，天下不得太平。”
兩人聽着，卻都隻能默不做聲。
1898年，日本國首相伊藤博文來華遊曆，受到張之洞的熱情接待。此時恰值辜鴻銘的英譯本《論語》問世不久，辜鴻銘即贈送伊藤博文一部。伊藤博文為此專門造訪了辜鴻銘。
伊藤博文知道辜鴻銘是中國保守派的先鋒，便問：“聽說你精通西洋學問，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于20世紀的今天嗎？”
辜鴻銘聽出他話中鄙薄中華的味道，當下應道：“孔子之教，恰如數學家之加減乘除，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20世紀，其法仍是三三得九，并不會三三得八。洋人的玩意兒長不了，貴國若無孔子之教，焉有今日？我看貴國的今天不是因為洋人的那點玩意兒吧？”伊藤博文一時語塞，尴尬而笑。
19世紀末，歐洲忽然刮起了一股針對中國的“黃禍論”旋風。
德皇威廉二世專門畫了一幅《黃禍圖》，送給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圖中之意是黃種人的崛起将給歐洲帶來威脅，歐洲白人應當聯合起來，抵制黃種人的入侵。
為了消弭這股空穴來風，辜鴻銘用英文發表《文明與混亂》一文，嚴正駁斥了強加在中華民族身上的這種無稽論調，并強烈抨擊了西方的霸道政治。
美國有“小鬥牛士”之稱的著名政論家波博·埃文斯特地緻函辜鴻銘，說：“我懷着濃厚的興趣閱讀了你文中所寫的每一個字，并相信這樣做是值得的。最終，我在許多深具興趣的問題上站在中國人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