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笑道：“擎雨蓋”就是清朝的大帽子。
清朝已經滅亡，清朝的官帽也沒了着落，但腦後仍留有一條辮子，足以笑傲于這個寒光閃閃的時代。
這副對聯，與其說是贊頌張勳的遺老骨氣．倒不如說是辜鴻銘的自我表彰。畢竟張勳曾上台領銜主演過複辟鬧劇，他的那條辮子早已是臭名昭著；而辜鴻銘的辮子，無論時人情願與否，都不可抹殺它所寄寓的傳統文化的意義。
辜鴻銘始終是寂寞孤獨的，即使在戴了三重大帽子之後，仍逃不脫孤獨寂寞的陰影——國人所知道的，隻是他的怪。
身在北大，辜鴻銘作為封建餘孽的代表，完全成了新文化運動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靶子，這些明槍暗箭，都是繞着彎子向這塊靶子射來——還沒有幾個人敢直言不諱地與他叫陣。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有含沙射影批評他的人，便會有拐彎抹角維護他的人，不同角度，不同取舍，而唯一的中間派大概就隻有辜鴻銘一個人，因此最悠閑的也要數他了。
辜鴻銘并非沒有做出過反應，以他的性子，不反應也絕無可能。他曾先後發表過兩篇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文章——《反對中國文學革命》和《留學生與文學革命》，言辭激烈，譏諷胡适的英語是英國下等人的發音，妄圖以此不入流的西學談論所謂的“活文學”和“重估一切價值”。
但是，辜鴻銘的反擊顯然勢單力薄，最終的話語權還是在新文化的幹将手中。辜鴻銘竟也甘願蟄居了。
兩邊火藥味甚濃的論戰，倒是一點也沒壞了中間辜鴻銘的雅興，他依然握着筆，眼睛卻瞄向西方，寫了一篇《沒有文化的美國》。文中，辜鴻銘尖銳地諷刺美國人沒什麼文化，隻有愛倫·坡的一首詩。
文章寄到《紐約時報》，美國人竟然接受了他的批評，并迅速刊登出來，文中還插了一幅辜鴻銘的漫畫像：身穿大清朝服，後拖一條長辮子。
1920年，英國作家毛姆來到中國旅遊，希望一見辜鴻銘，于是毛姆的朋友便給辜鴻銘寫了一封信，請他上門。辜鴻銘不予理睬。
毛姆隻得登門拜訪，尋到東城區柏樹胡同26号。走進小院，辜鴻銘得意地道：“你朋友以為中國人都是苦力吧，招手即來。你們的國人隻同苦力和買辦往來，所以你們想所有的中國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
面對辜鴻銘直截了當的挖苦，毛姆一愣，繼而恭敬地問候：“久聞先生大名，今天特地前來拜訪。”
見對方如此恭敬，辜鴻銘也換上了笑臉，回道：“你來看我，我深感榮幸。”
兩人歡快地談了一個下午，其中說到辜鴻銘的辮子時，辜鴻銘甚為得意：“你看我留着發辮，這是一個标記。我是老大中華的末了一個代表。”
臨别之際，辜鴻銘贈送毛姆兩首中文古詩。毛姆問：“你不同時給我一個譯文嗎？”
辜鴻銘說：“給你翻譯便是給你傷害。”
毛姆不懂中文，後來請人翻譯出來，一看，原來是兩首贈妓女的詩，令他哭笑不得。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隆之介訪華，途經上海，一位西方朋友約翰斯特别提醒說：“不去看紫禁城倒不要緊，但不可不去一見辜鴻銘啊！”芥川龍之介日後承認，約翰斯所言“真不我欺”，為此特地寫了一篇日記，收錄在《中國遊記》中。
1923年1月，蔡元培因教育總長彭允彜幹涉司法獨立，克扣教育經費，終于忍無可忍，辭去了北大校長一職。
自命在中國隻有蔡元培和他才是好人的辜鴻銘也随即辭去北大教職，在北大的生涯畫上了句号，而這也意味着辜鴻銘在中國風雲一生的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