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陳寅恪還研習中古文學和佛學，并常與美國新人文主義大師、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白璧德教授探讨佛理，深得賞識。
後來，陳寅恪與師從白璧德教授的留學生吳宓相識，由此開始了一段長達50年的友誼。兩人認識後不久，吳宓便斷定——“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當時的留美學生非常關心20世紀中國文化的出路和建設問題，由于各自的見解不同，形成了兩大派别。
一派以胡适為代表，強調中西文化的差異性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落後性，主張輸入西方學理，再造中華文化；另一派則以陳寅恪和吳宓、梅光迪為代表，主張保存人性的優點和文明的精華，認為儒家文化是對抗現代資本主義物化與非理性化風氣的重要武器。
一派在國内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一派創辦《學衡》雜志（陳寅恪未參與），對文學革命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予以批評。
在哈佛攻讀三年後，陳寅恪離美赴德，重新進入柏林大學，受業于著名的印度學家路德施教授，攻讀梵文及多種東方文字。
此次在德留學，本是公費資助，但因國内時局動蕩，官費常常停寄，況且弟弟陳登恪也赴巴黎留學，家中無力給予經濟支持，所以陳寅恪的留學生活十分清苦。
“每天一早買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圖書館度過一天，常常整日沒正式進餐。”即使偶爾進一頓餐，也往往隻點上一盤炒腰花。
此時，趙元任夫婦遊經柏林大學，作為東道主的陳寅恪和俞大維請他們看歌劇。把夫婦倆送到劇院門口便準備離開，夫婦不解，陳寅恪解釋：“我們兩個人隻有這點錢，不夠再買自己的票了，若我們也去看，就要好幾天吃幹面包。”
後來回國後，有一天趙元任夫婦請客，他們特地為陳寅恪點了一盤炒腰花，擺在他面前。但自始至終陳寅恪沒夾一塊。夫婦倆好奇，陳寅恪腼腆地答道：“因為在外國，炒腰花是最便宜的。”原來德國人不喜歡吃豬内髒，所以腰花賣得特别便宜。
生活雖然艱苦，但陳寅恪對于學業絲毫不敢懈怠。
趙元任夫婦憶及當年，說當時在德的學生多瘋玩得不得了，隻有傅斯年和陳寅恪兩人是“甯國府大門前的一對石獅子”。
1923年毛子水到柏林後，傅斯年告訴他：“在柏林有兩位中國留學生是我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一是陳寅恪；一是俞大維。”
陳寅恪被譽為中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此話非虛，其用功之勤，學問之深，單從他在這一時期的讀書筆記就可見一斑——筆記共達64本之多。而且這些筆記，“門類繁多，計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羅文、西夏文、滿文、朝鮮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類”。
季羨林教授斷言：“這些筆記本，雖然看起來數目已經很多了，但肯定還不是全部，一定還遺失了一些。”
同為留學生的羅家倫評價道，陳寅恪“博學多能，泛濫無涯”，“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一個人”。
陳寅恪卻未曾獲得任何學位。
“考博士并不難，但兩三年内被一個具體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陳寅恪在德國讀書，沒有追求學分。人家上課他跑去聽，聽了做筆記，完全是求學，有點像中國傳統的遊學，“隻求學問，不受學位”。而不求博士文憑的陳寅恪，卻形成自己寬闊的學術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