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完全是為了反對宗法專制，維護民主共和，打破以孔孟儒家之道為核心的傳統文化的束縛與蔽锢，解放人們的思想。
1919年5月4日，巴黎和會上北洋政府外交的失敗，引燃了“五四運動”的爆發，青年學生“外争國權，内懲國賊”。6月3日以後，發展成為全國各階層人民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
“五四運動”雖然對新文化運動做出了“廣為流傳”的貢獻，但對于胡适而言，卻是徒增感歎的一次節外生枝。
因為胡适希望的是一場單純的文化運動，而“五四運動”卻把這場運動轉變成了一場政治運動，擾亂了他那為中國建立“非政治的學術基礎”的夢想。
同時随着馬克思主義的引進，許多知識分子（首推陳獨秀、李大钊）加入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跑到街頭，投身黨派，高唱主義。而這也是胡适看不過的。
恰巧此時，陳獨秀因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被捕，《每周評論》由胡适接手編輯。
他決定打破1917年回國時的誓言——“打定20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因為他有了不得不談政治的沖動：“那時正是安福部極盛的時代，上海的分贓和會還不曾散夥。然而國内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麼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為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于是發憤要想談政治。”
于是，就有了那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問世，挑起了與李大钊、藍志先的“問題與主義”的論戰。
這是統一戰線開始分化的一個标志，也是胡适和馬克思主義者沖突的實際上隻是胡适的“政論的導言”。它過分強調了具體的實際問題，而刻意忽略了學說主義的重要性。
但他在文末又肯定了“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但是，要“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禅”。
不得不承認，這在當時各種“主義”滿天飛，人人都熱衷于“是在盡先輸入名詞，而不介紹這名詞的函義”，隻知道一知半解地跟“空空洞洞的争”的情形下，确是深切時弊的。
而他與李大钊等的論戰，主要是因為實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分歧，即“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的改良道路與“根本解決”的革命道路之間的分歧。
所以這場論戰，主要還是思想學術的論争，并非政治性質的分歧。
那這場論戰是以哪方的勝利為結局的呢？
事實是，沒有結局。
8月30日，《每周評論》第37号正在印刷的時候，北洋政府的秘密警察突然光顧，查封了報紙，沒收了财物，登在這一期上的胡适的《四論問題與主義》也胎死腹中。“問題與主義”的論戰就此中止。
不久，《新青年》又從北京搬遷至上海。北京同人漸少寄文稿，又因編輯方針起過争論，此後《新青年》團體在無形中散夥了。
1920年，胡适出版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詩名“嘗試”，雖取自陸遊“斜陽徙倚空三歎，嘗試成功自古無”一句，卻是要反陸遊詩而用之，認定“自古成功在嘗試”。即證明自己嘗試寫白話新詩獲得了成功，并向人們獻上這種“實驗的精神”，希望有更多的人來進行這種嘗試。
1921年，中國共産黨成立。工人運動和群衆鬥争日益發展，馬克思主義迅速傳播，新文化統一戰線分化的進程日益加速。
胡适對此深為感歎：“我對于現今的思想文藝，是很不滿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隸減少了，卻添上了一班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隸；陳腐的古典主義打倒了，卻換上了種種淺薄的新典主義。我們‘提倡有心，創造無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
于是，他隻有“在這歧路上遲回瞻顧”，索性用一點餘力醉心于“考據癖”，開始“整理國故”，考證小說，開創“新紅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