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是“鴛鴦蝴蝶派”
辭去文牍工作後，劉半農怏怏地回到了江陰。隻半年，眼前的一切，卻着實讓劉半農陌生了一陣子。戰亂席卷，老家物是人非，親友難以周濟。
無奈之下，劉半農帶着二弟劉天華離開了家鄉，前往上海闖天地。
在上海，他們開始了數年“賣文為活”的生涯。這一段經曆，也為日後諸多新文學參與者所诟病，因為他的名聲，沾染上了“鴛鴦蝴蝶派”的媚俗。而事實上，也正是因為這段經曆，極大地開拓了劉半農詩文創作的視野，為此後詩文理論的創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資源。
初到“十裡洋場”，經人介紹，兄弟倆進入了開明劇社。這是一個演出新劇的劇社，劉半農在其中擔任編劇，劉天華演奏西樂。
很快，劉半農就寫出了一部新喜劇《好事多磨》，并親自飾演了劇中的一醜角。而幫他化這個醜角妝的，正是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家徐半梅。
那天，徐半梅作為《時事新報》的編輯來劇院采訪，社長李君磐便介紹他認識了劉半農，讓他在幫助化妝的空當進行采訪。
一個月後，劉半農給徐半梅寄去了自己翻譯的兩篇小說，徐半梅把一篇刊登在了《時事新報》上，另一篇推薦到了中華書局的《小說界》雜志。
第一次拿到稿費和樣報，劉半農激動得整晚睡不着。就這樣，劉半農與鴛鴦蝴蝶派搭上了邊。
鴛鴦蝴蝶派，是發端于20世紀初“十裡洋場”的一個文學流派。在當時的上海租界，雲集着來自全國各地的婉約文人，他們罔顧國事之變，沉溺溫柔之鄉，熱衷炮制言情小說，大肆渲染才子佳人“相悅相戀，分拆不開，柳蔭花下，像一對蝴蝶，一雙鴛鴦”。鴛鴦蝴蝶派也因此得名。
初到上海的第一年，兄弟倆過着底層的艱苦生活，因為當時的人對新劇還不怎麼感興趣，一陣熱門後馬上爆冷，劇社也陷入了困境，發不出工資。兩人“辛勤所得僅能免于饑，而不能免于寒。到了冬天，兩人僅有一件棉袍，一人穿着出門，另一人隻得躲在被窩裡取暖”。
這段日子令劉半農刻骨銘心，同時也把他的目光牢牢地定格在了社會底層。
1913年春，開明劇社無力回天地解散了。而經徐半梅引薦，劉半農開始了中華書局的編譯員工作，正式走上了文學人生之路，将全部精力放在了翻譯和創作通俗文學作品上。
10月8日，劉半農在《時事新報》上發出了“半農征聯”通告，以“餘漁魚于圩”五個同音平聲字作上聯，公開征求下聯，一時引起轟動。
10月13日，他又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了一篇數百字的小說《秋聲》。此篇小說矛頭直指時政，揭露了張勳鎮壓二次革命，荼毒地方的罪行。這篇小說獲得了該專欄第33次懸賞的一等獎。
此後5年間，劉半農一發不可收，“半侬”——這“你侬我侬”“紅袖添香”式的筆名，時常出現在刊物之上。以這一筆名發表的翻譯作品和創作的小說多達四十多篇，共計百餘萬字，創作了諸如《失魂藥》《最後之跳舞》等一些内容包括言情、警世、偵探、滑稽、社會等有閑階級閱讀的消遣小說。
而這些作品，也大多發表在《時事新報》《小說月報》《小說海》《禮拜六》等一些後來被劉半農本人譏為“鴛鴦蝴蝶派”的刊物上，大受讀者追捧。蘇雪林晚年回憶道：“半侬的小說我僅拜讀過三數篇，隻覺得滑稽突梯，令人絕倒。”
劉半農在上海灘聲名鵲起，被賦予了“江陰才子”“文壇魁首”的名号。此時，他終于擺脫了“辛勤所得僅能免于饑”的生活，而且約他寫稿的雜志越來越多，就連赫赫有名的出版人和小說家嚴獨鶴也來向他組稿。
這一段時間，劉半農結識了衆多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如包天笑、張恨水、嚴獨鶴、程小青、周瘦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