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段時間，劉半農結識了衆多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如包天笑、張恨水、嚴獨鶴、程小青、周瘦鵑等。
為此，不少人認為劉半農也屬于鴛鴦蝴蝶派。然而，倘若對劉半農這一時期的作品加以分析，就可發現他與鴛鴦蝴蝶派還是有着明顯區别的。
劉半農不可否認“為文而活”過，但他始終沒有完全放棄自己的理想追求與内心操守。他可以和鴛鴦蝴蝶派一起勾肩搭背，嬉笑怒罵，但一旦持筆創作，便掉頭直奔社會和現實的道路而去。對于“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這一鴛鴦蝴蝶派筆下的永恒主題，劉半農是很少涉及的。
劉半農創作的那些小說，如第一篇小說《秋聲》，又如《稗史罪言》《催租叟》《奴才》《可憐之少年》等，無不直面勞苦，針砭陋俗，詛咒黑暗。
當時，上海灘充斥着鴛鴦蝴蝶派的報刊數十種，而劉半農選擇投稿的多是改良社會、有益公德的報刊，從不與《銷魂語》《好白相》《黃花旬刊》等香豔報刊沾邊。
再看劉半農的翻譯作品。或許可以說，劉半農這5年對新文學做的更大貢獻還是在翻譯。
劉半農最早翻譯的是英國狄更斯的《倫敦之質肆》，俄國列夫·托爾斯泰的《此何故耶》，丹麥安徒生的《皇帝之新衣》（并由此改寫為小說《洋迷小影》）。
劉半農是最早翻譯外國散文詩作品的現代作家。如他翻譯了俄國屠格涅夫的《乞食之兄》等4首散文詩，印度泰戈爾的《惡郵差》等4首散文詩，日本德富蘆花的《憫彼孤子》，美國華盛頓·歐文的《暮寺鐘聲》以及希臘拟曲《歐陸縱橫秘史》。
1916年5月，劉半農翻譯了高爾基的《二十六人》，這是高爾基的作品首次被介紹到中國。此外，他還與他人合譯了《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
要成為好的譯者，既需要獨到的慧眼，又離不開文字的駕馭功力。而劉半農選譯的作品，大多是具有進步意義且多成為世界名著的作品，這凸顯了其精準的判斷力。即使把劉半農放到如今人才輩出的翻譯家中，他也稱得上具備世界眼光，夠格展現出鶴立雞群的雄姿。
這些作品顯然與鴛鴦蝴蝶派“有口不談國家，寄情隻在風花”的風格取向迥異，對于開拓國人視野、吸收外國文化、針砭封建腐朽、啟迪民衆智慧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如範煙橋在《民國舊派小說史略》中提道：“劉半農翻譯的《乾隆英使觐見記》，寫清朝的閉關自守時期，英國人如何委曲求全，想窺探門戶，乘隙而入，在禮節上起了不小的争執，結果還是英使勉強服從，保持了中國的尊嚴。這和鴉片戰争以來，滿清王室的懼外媚外的狼狽相對照，很有意義。”
1920年劉半農赴英留學前夕，昔日上海灘舊友們相聚北京為他餞行。
宴席行酒令，才子佳人們念誦的盡是卿卿我我的绮辭爛句。劉半農忍無可忍，猛然站起，斥道：“全是鴛鴦蝴蝶那套！”
舊友們頗為掃興，而對劉半農的“忘本”十分不悅，起而反唇相譏，宴會不歡而散。
餞行宴最終變成了劉半農與鴛鴦蝴蝶派的告别會，從此“鴛鴦蝴蝶派”也成了這一派别的名稱。
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志》，次年改名《新青年》。
這份雜志，為劉半農從上海灘的“才子”蛻變為新文學的“闖将”，提供了重要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