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言行定然觸怒了段祺瑞政府，魯迅深陷四處浮動草木皆兵的官方通緝的威脅之中。
避難生活雖是狼狽，但最高當局的壓迫不正表明了被壓迫者的力量嗎？所以，魯迅依然有其自傲的優越。而真正讓他郁結的，卻也是相伴着挫敗那批“正人君子”而來的自我矛盾的攻擊。
其中，便有不得不做官的痛苦。或許實在是少年窮怕了，或許是文人深入骨髓的“學而優則仕”思想的引導，更有那向來被自己鄙夷的俗人想法、舊傳統的沾染。他以為，到共和政府的教育部做一個官，況且以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是沒有什麼不合适的。
但是，“五四”之後，今非昔比了。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曹锟賄選……北洋政府早已喪失其合法性，甚至蔡元培曾在北大公然要求“不做官吏，不當議員”。
魯迅眼見其黑暗，又惱于其無聊，但為了擔負家庭的經濟重擔，他實在扔不下這個飯碗。
折磨歸折磨，矛盾自矛盾，他依然直面着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一種尴尬，依然坐在教育部的辦公室裡，除了在張勳複辟時，辭過幾天官；除了在袁世凱準備登基時，象征性地辭掉了“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小說部主任”的虛銜。
這也無怪乎他在章士钊撤了他的職後，會一紙狀書，打起了官司。其中自有捍衛他強烈而敏感的自尊心，也有不想失去官位的心态。
魯迅素來抨擊有力，入木三分，但是，當“正人君子”指摘他流連官場的這塊心病時，他的筆力卻着實有些軟了。
無論官司，抑或論戰，魯迅都可以說是勝了，但是，他的心，卻重又蒙上了那層積垢多年的塵埃。近來所有的事情，都在耳畔重複着一句話：你是一個無用的人，再有理也沒有用。
名利場上，傷痕累累；而家庭港灣，也無太平可言。
對于妻子朱安，他仍無感情，分屋而卧，形同鄰人；而與弟弟周作人，卻很快因為一件至今仍是謎團的事而鬧翻了，隻知是魯迅與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之間的一次嚴重沖突。
沖突5天之後，周作人親自送上了一封絕交信。至此，八道灣十一号的大家庭也就垮了，骨肉親情徹底渙滅。
北京的十年，人間、天堂、地獄，他似乎都走了一遭。在更深的意義上，他實是徘徊在人間向地獄的過渡。
十年前，他再怎樣孤獨，内心終究不是一片空白，慈母、兄弟、志同道合的朋友；如今，種種的羁絆，親族的羁絆尚未解除，又增添了社會身份的羁絆——單是那張啟蒙者的面具就夠他擔負的了；親情、友誼皆已飄散，陪伴在身邊的，隻是一個毫無感情的朱安，他似乎成了一個徹底的零餘者。
在“寂靜濃到如酒，令人微醺”的夜裡，他不免懷疑：我是否真的脫離了“待死堂”，抑或，卻道生涯原是夢，醒來之後将是更痛苦的絕望？